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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调节收入分配的手段有两种：或着力于事后调节和存量调节，或立足于事前调节和增量调节。前者是针对居民收入不平等的结果，利用财税手段和政府转移支付手段将高收入阶层的一部分收入转移给低收入阶层。后者则强调起点公平和机会公平的重要性，充分依赖市场机制。前者仅涉及蛋糕如何分配，后者更强调在做大蛋糕的基础上实现合理分配，所以也可以说两者存在向前看和向后看的区别。
当前收入体制改革给笔者的整体印象是存量调节，而非增量调节。比如，呼声强烈的改革个人所得税，增收遗产税，增加向农村地区的转移支付等等。这些固然可以对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起到立竿见影的功效，但终归只是治标之策。相反，正是考虑到存量调节会影响经济增长积极性，一些国家已经陆续废除了长期实行的遗产税。中国香港是最近的例子。
当然，笔者强调增量调节并不否定存量调节的重要性。事实上，两者的关系应正确理解为互补而不是替代关系；只有两者相互配合，一个合理的分配体制才得以建立。一般来说，发达国家由于市场体制已臻完善，市场调节过程已经相对合理，而只有结果上的不平等，因而存量调节是主要的。而我国的收入分配问题则更多地存在于初次调节上的不合理。
拿城乡差距来说， 2003年和2004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之比均超过3.2：1，处于历史高位；如果将住房、社会保障等隐性福利考虑在内，中国的城乡差距无疑是世界之最。城市工人的收入是农民收入的3倍以上这个事实，符合市场机制的原则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说到底，城市工人比农民收入高得多并不是因为工人比农民具有更高的创造GDP的禀赋，而是因为农村劳动力不能享有同等的就业权利。
地区差距和部门差距也是如此。西部居民收入远远低于东部沿海居民，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没有受良好教育和自由迁移的机会。同样，垄断部门的高收入正是因为其垄断地位。
就收入差距过大而言，这些非均衡现象才是不公平的主要致因。要理顺分配关系，首先得消除这些人为的不合理，在此基础上再调节存量。在市场机制的充分作用下，要素的自由流动会保证同等质量的要素获得同等报酬，这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消除上述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部门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
与此同时，要素和商品市场由非均衡走向均衡的过程也是经济持续增长的过程。资源配置的改善实际上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也就是说，数量一定的劳动力可以创造更多的价值，这也就是大规模劳动力流动对中国经济增长功不可没的原因。另外，给低收入者更多创造财富的机会和空间，“授人以渔”，要远远强于“授人以鱼”。退一步说，随着蛋糕增大，既便政府要收入再分配也容易的多了。这就是在增长发展中实现收入分配公平的要义所在。
说到经济增长中收入差距的变动，发展经济学中有一个著名的倒U假说，亦称库兹涅茨效应（Kuznets Effect）：随着经济阶段由低级向高级发展，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有先扩大后缩小的趋势。在工业化初期，城乡居民收入呈持续扩大之势；在工业化中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将保持相对稳定；在工业化后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缩小之势，工业化结束时一般可实现初步的城乡一体化。在整个工业化发展的过程当中，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现为倒写的U字曲线。
在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巨大权衡中，世界各国的经验基本验证了上述假说，并且，倒U曲线的拐点通常在人均GDP 1000美元至3000美元之间出现。中国人均GDP已经向2000美元逼近（2005年为1703美元），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收入差距有望进入下降通道。
从这个角度来说，当前收入差距过大在更大程度上是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不到位的结果，而不是改革方向上的偏差。毕竟这些是改革和发展中的问题，在吃“大锅饭”的年代不可能出现，解决这些矛盾的根本出路仍然在于改革和发展。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不应囿于存量收入调节，而应该加大努力在深化改革加速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实现收入分配的合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