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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赢得增加额度，一边在股市抄底———QFII唱空中国股市的战略又一次成功了。这当然不是第一次———回想2001年，何其相似乃尔。是年，中国为了加入WTO、与国际“接轨”，一个战略步骤就是股市“挤泡沫”。因为其时外资机构对沪深股市的“泡沫”批评不断，于是，为迎接外资进场，就严查严惩“挤泡沫”。只是，究竟泡沫到了什么程度，股市在多大程度上背离了经济发展大势，却始终不见有说服力的研究。至少在笔者看来，中国股市的问题并不止于泡沫，即使说有泡沫且很严重，也只是“标”而非“本”。况且，即使真的要“挤泡沫”，那也是个市场发现和市场度量的过程。进一步说，现代经济是货币经济，货币是经济第一推动力（马克思语），所以现代经济不可能没有经济泡沫。所以，我们必须严格区分“经济泡沫”与“泡沫经济”。经济泡沫是实体经济运行的润滑剂，泡沫经济是虚拟（资产）价值膨胀的催化剂。对此，调控者万万不可不察。
如果把“米”视为国际标准，那中国国情便是“尺”。中国经济、中国股市的发展，不可能一步一米，而只能一步一尺三步一米，这才是中国国情与国际标准的接轨。换言之，QFII再度得手，阳谋也罢阴谋也罢，都只能怪我们眼睛不亮心思不明立场不稳思路不清。
2004年2月19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幅题为“YUSHIJUJIN”的整版广告，广告主就是世界著名投行摩根斯坦利。大摩以当时中国最时髦的热点词“与时俱进”的汉语拼音，高调宣示其征战中国的战略意向，可谓志在必得。而它果然出手不凡：几个回合下来，曾被誉为民族动力的南孚电池就被其吃掉并转卖给了吉列。
1958年创建于福州的南平南孚电池，1987年后迈上了高速发展之路：1990年引进国内第一条碱性锌锰电池生产线，1993年引进国内第一条碱性高能锌锰电池生产线。1998年，南孚电池固定资产达4亿元，2003年以8亿元营收占据中国电池市场半壁江山，位列碱性电池生产商世界第五。而南孚的竞争对手美国吉列公司进入中国10年，始终无法在中国打开局面，其“金霸王”市场份额不及南孚的10％。
但谁能料到，南孚的“进一步”却是如此令人黯然神伤、悲怆涕下。
1999年，正值南孚的黄金时期，在福建南平市政府吸引外资的要求下，南孚数家股东以南孚电池69％的股份出资，与摩根斯坦利、荷兰国家投资银行、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合资，组建“中国电池有限公司”；外方持股49％，中方持股51％。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由于“中国电池有限公司”拥有南孚的绝对控制权，外方股东只需增加2％股份，就可通过“中国电池有限公司”间接控股南孚电池。
不出所料，摩根斯坦利迅速各个击破。
一家中方股东经营不善，发生巨额亏损，摩根斯坦利旋即收购了其持有的“中国电池有限公司”8.25％的股份。随后，摩根斯坦利又砸下重金，先后从两家中方股东手中大量增持“中国电池有限公司”股份。当其拥有南孚电池72％的控股权时，摩根斯坦利立即推翻原定将南孚海外上市的计划，以一亿美元的卖价将所持“中国电池有限公司”股份全部转手美国吉列公司。至此，南孚落入吉列囊中，沦为吉列的加工车间。
南孚的遭遇是谁的不幸？
中国要走市场化道路，没有理论当然不行。但新自由主义也好，凯恩斯主义也好，都有个“本土化”的问题。中国经济还在转型，宏观调控上断不能有所差池，有所大意，否则一不小心，就会掉进“规则性陷阱”。按别人的规则出牌，玩的是不对等游戏———说好听点是打工交学费，实则替他人作嫁衣裳。当代发展经济学家普雷维什把这种关系形象地比喻为“中心吃肉，外围喝汤”。谁愿意让自己的祖国和国民永远“喝汤”？
想当年，面对英国人要求德国人开放市场的压力，经济学家李斯特曾提醒道：德国人替英国人伐木、扎扫帚和牧羊已经太久了！（当时的德国相对于英国而言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李斯特警告说：德国的生产力远不及英国，贸然对英国开放，德国将更加落后！他因此主张，必须大力保护和加速发展德国的生产力，而后对等开放。历史证明李斯特是正确的、有远见的。而今，我们面对着相同的问题，倘若宏观调控不审时度势，战略和措施两不相宜，教条主义泛滥形而上学猖狂，老想着要去如何“驾驭”市场，其危险之大危害之深，远非那个似是而非的“流动性陷阱”所能比。其后果，恐怕调控者也始料不及！
中医有“上医治未病”之说。信心不足，信用缺失，乃中国民众与中国经济最大的未病，播弄机巧和精明只会坏事。须知，一切宏观调控的战略取向和战术措施，其精髓都旨在激发、增强民众的信心，重拯信用，使人们的预期向好。诚如是，幸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