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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当时却还有另一种流行观念，认为中国需要的不全是“文明”，必须引入“野蛮”才行。如史学家陈寅恪先生说唐朝兴盛之因是：“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其后日本的宫崎市定也有与之呼应的理论：汉族政权的“文明主义”每每发展到顶峰即变纤弱、颓废、腐朽，北方尚武活泼的异族则以其“素朴主义”使汉民族重新振作。
“文明”、“野蛮”两说，并非水火不容。从根本看，都是极力主张引入外界新鲜空气来拯救疾病中的老大中国。至于把引入的新鲜空气定义为文明还是野蛮、发达还是素朴，则是见仁见智。
然而人情终究喜欢好听的词句，“文明”遂一支独秀，超脱政局变迁、世代替换，从少数弄潮人物的主张变为街巷可闻的熟语，诸如“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文明礼让”、“文明执法”等等。“野蛮精悍之血”一说却始终也不见有人当真。
所谓“塞外野蛮精悍之血”，一面是悍勇无畏，一面也少不了不顾规则胡来一通的蛮气，这正是新兴力量的特色。十九世纪的英国可以称美国野蛮，虽然内心隐隐生畏，当时地位还能支持其骄傲。近代中国落后太久，门面太破，连掩饰功夫也已无处去做，又能称哪个敌手“野蛮”呢？
世事沧桑，白云苍狗。谁能料到，老大中国今日成为咄咄逼人的新兴力量，汇率、出口补贴、温室气体排放等问题上与老牌工业国战成一团。在西方贸易保护主义者眼里，中国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角色。
那么推动这种变化的动力从何而来？是从外部引入？抑或产生于自身肌体？真不好回答，中国学过日本，学过德国，学过苏联……但这些老师并没有教导过中国去创造近30年来的经济奇迹。与中国香港、台湾地区、日本、美国、欧洲的商人打交道，也不全是一步一步跟着他们学做生意。如果说它来自中国社会自身，那又是潜藏在哪一部分里呢？
不妨把经济学理论与模型暂且放在一边，从我去北京南三环外木樨园的一次经历说起。北京的商业场所有向来层次清晰。最近开业的新光百货可归为最上层，中层的如中关村购物广场，南城的新世界商场、搜秀城则是低档的代表。木樨园的批发市场，在消费者心目中，其实是边缘之中的边缘。对普通消费者来说，在木樨园的经历往往堪称冒险。我本来对这个区域还算熟悉，但在那里开车还是第一次，一路情景称得上令人震撼———无数大小车辆在狭窄道路上交错而行，又有密密麻麻满载货物的三轮车、手推车穿插其间。批发市场的停车场也和城内大相径庭，既看不出明确的分区与标线，又极其拥挤。与城内制度森严的道路相比，唯一的感受就是：实在是混乱野蛮！
光膀子的小货车司机们暴躁易怒，推小车的搬运工们见缝插针，看似一个火药桶。奇怪的是，严重冲突和完全拥堵的情形，却真少有。仔细观察，一片乱相之中，隐藏着井井有条的规律。在同一时刻，无数批发客和商家在讨价还价，无数手推车上迅速叠放着黑色塑胶袋包装的各种货物，其间每个个体都清楚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
我从小到大所见过相似的情形：柳市电器城、义乌小商品市场、广州布匹市场……莫不如此。但我在变———过去我对这些市场的氛围完全适应，现在与其中的商户、货车司机倒象是两个世界的人。在文字规范和学院、城市社会中浸泡久了，猛然复归鲜明活泼的小商业海洋中，竟然有些不适应。而木樨园也在蜕变，比起眼下的拥挤躁动，之前的市场更加简陋、混乱，却早就是北方多种商品销售的辐射中心，据说此时投资商们也正在建造市场的升级版本，显然会有摆脱目前原始粗野面貌的一天。
也许如木樨园这般流动的生机，正是我们的“野蛮精悍之血”，但急速现代化的城市生活会不会令我们同样快速地脱离这种来自草根的血统呢？如果中国经济结构像北京的道路构造一样，由长安街而二环、三环、四环、五环、六环向外扩展，木樨园以及与之相连的草根产业又会被排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