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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国民经济的运行指标和随之而来的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的相继出台，再次把市场的注意力转向通货膨胀率、固定投资比例、贸易顺差、货币供应量等与经济波动直接挂钩的经济指标上。当然，单纯从货币政策的目标来看，央行这次和市场预期一致的透明化的做法(再次加息)无可厚非。另一方面，我们从最近的宏观数据中还应该看到，中国经济正出现“质”的转变迹象，比如，企业的业绩和社会消费水平的提高等，尽管这种迹象的生成机制还不十分明朗，它却是我们应该努力的目标，是中国经济彻底摆脱流动性过剩问题纠缠所应看到的结果，也是中国央行未来渐渐恢复其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希望。
基于上述对宏观经济指标的判断，笔者认为，无论如何，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应该为渐进式的改革战略争取时间，创造环境，但不应该成为经济发展的主旋律，也就是说，没有必要将各个部门的工作重点放在宏观调控上，更不应该通过“规划“固定投资的比例来约束中国经济增长的势头。当经济运行的效率和宏观经济的稳定发生暂时性冲突的时候，我们应该首先重视提高宏观运行效率，暂时性的经济波动可以通过制度的完善来分担和缓解，而不应该盲目加大宏观调控力度，甚至放慢改革开放步伐，以一味追求暂时性的“稳定”，那样可能会导致今后更长时间的不稳定，风险更大。
如果没有达到经济运作效率的优化目的，只是人为地控制了经济增长的速度，那么，宏观调控政策的效果可能适得其反。因为流动性过剩是中国经济现阶段增长模式的副产品，通货膨胀则是这一副产品的表现形式，相反，通货紧缩的压力才是中国经济结构扭曲所可能释放出来的内在力量。如果宏观调控只是暂时控制了表面伤口(通货膨胀)的恶化，而没有相应地、进一步及时采取对付内部肌体病变的有力措施，那么，对外依存的经济增长方式所隐藏的、内在的“通缩”危险，将很可能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真正的绊脚石。
因为中国的流动性过剩并不是由于央行主动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所致，也不是因为银行积极扩大资产规模而拼命放贷所致，根本原因是在较为刚性的汇率制度下贸易顺差膨胀所导致的日趋严重的外汇占款（它伴随着银行存款的急速上升———这是导致近来银行贷款加速的根源所在）。“外汇占款“就像一个打开着的却又无法自由调节的水龙头，“流动性“就像哗哗喷射出来的水柱，央行的加息、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大规模发行央票等手段就像人们在拼命更换不断灌满的脸盆、水桶等盛水工具，以缓解势不可挡的货币流动性对企业投资、物价水平和资产价格等所产生的较大的负面影响，但结果是，汹涌的水流还是因为盛水工具的缺失溢出到没有良好排水能力的水泥地上。因此，解决这样的流动性冲击就是要把这个坏的出水口给尽快堵上(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让汇率自由浮动)，这种做法是否立即可行，就要取决于人们当前喉咙的干渴(对外经济依存)程度和新建可以自由调节的水龙头(内需支撑的经济结构)的速度以及全体相关人员对未来水源的期待力度(对改革开放政策的共识和信心)。
今天中国企业业绩的提高伴随着巨额对外贸易顺差的扩大，这客观上给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深深地打上了贸易“大国”但同时又是金融“小国”的烙印。中国企业的业绩急速增长并没有相应地带来中国居民收入的大幅提高，相反，有限的收入提高，反而却以存款或投资的方式进入了中国目前还脆弱的金融体系(市场和投资渠道单一、投资品种有限、运作效率扭曲等)。因为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原先国家承担的成本并没有过渡到有效的社会福利体系中化解，而是落到了消费者个人负担的范围。这就使得中国的经济增长没有伴随消费的增长，成为消费的“大国”，而相反导致了储蓄的膨胀、贸易顺差的扩大、这些因素又进一步造成被动的货币供给居高不下、银行体系的流动性过剩加剧、资本市场的价格高起高落这样一种经济波动局面。只要这种局面不从根本上得到有效控制，企业的发展就会依赖于前期自身利润的积累而脱离金融体系的支撑，宏观调控就不会产生根本的效果。
显然，唯一解决结构性流动性过剩问题的出路就在通过深化改革和开放的战略，形成投资和内需匹配的制度环境和激励机制，从而建立起一个良性的价格形成机制，以提高中国经济运作的效率，走出依赖宏观调控的经济怪圈。
具体而言，政府可以充分有效利用当前流动性过剩的宏观环境，大力发展金融市场(如企业债市场和金融衍生品市场等)、促进金融创新，拓宽优质企业和有成长潜力企业的融资途径(尤其是要创造市场环境鼓励优质中小企业上市或增资扩股)，降低其融资成本，强化金融体系和企业自身的公司治理能力，以真正提高消费者分享企业业绩增长和金融机构绩效提高的可能性。另外，中央政府还可以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甚至利用当前流动性宽裕、发债成本较低的“优势”，积极融资，并切实调整和优化好税收结构，将合理筹集到的资金，及时用于或扶持医疗、教育、就业、养老、住房等社会公共品的投资环节中，以分担老百姓的生活负担，提高整体消费水平。另一方面，也要有效地支撑民间创业和风险投资的活动，分担企业家和资本家的投资风险，以促进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中国经济整体的运行效率。
需要提出的是，在结构调整没有完成的阶段，开放确实存在恶化流动性过剩的可能性，但是，不能因为这种可能性就去遏制开放、去遏制竞争和提高效率的外部环境，相反，正可以通过完善制度来确保资金流向更有效率的地方，从而形成良性供需互动关系。一旦这种健全的市场机制有效地运作起来，那么，物价、汇率和资产价格的变动就完全能作为一个有效的信号被市场所接受，并自发地调节市场的供需关系，通胀和泡沫现象的“持续“存在就不太可能。因此，也就没有必要过分依赖宏观调控的手段来控制价格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