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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年后的今天，又一个资产大泡沫的破灭再次重创全球金融市场。但是，不管是在2000年时的科技股泡沫，还是在今年的信贷泡沫，都有一个共同点：央行没能采取任何有效措施阻止泡沫的最终破裂。货币政策纪律的缺失，已经成为全速推进的全球化的一个标志，对于全球金融市场和日益构建于资产基石之上的世界经济“大厦”来说，中央银行没能提供一个稳固的支撑。
苦果10年前已种下
当前的“后泡沫”震荡绝非一次孤立事件，事实上，今天苦果的种子从10年前就开始种下。那时，各大央行都沉浸于打赢了一场反通胀战役的喜悦之中，想当然地认为，是时候好好放松一下银根了。
上世纪90年代末由IT推动的美国生产率大爆发，是对格林斯潘领导下的美联储的警示信号，然而，当局却乐观地认为，面对那时经济的快速增长和流动性的迅速泛滥，央行无须过多插手。现在回想起来，那恰恰是上次泡沫兴起的根源所在：美联储错误地容忍了上世纪90年代末股市泡沫的形成，进而也催生了当时由资产硬堆起来的经济繁荣，但这样的虚假繁荣却使得泡沫接连产生，从股市到房地产，再到信贷市场。
而在时下，得益于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各种金融创新工具，特别是资产规模超过440万亿美元的衍生品市场，全世界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借贷和杠杆”文化。老龄化带来的养老压力使得投资人都疯狂地追逐高收益，在一个货币政策高度宽松的时代，“风险”二字早已被大家抛诸九霄云外。
次级债危机后果严重
但是，和以往任何时候一样，风险和贪婪总有极限。正如网络科技热是2000年股市大跌的预警一样，次级债危机恰恰是本轮全球股市动荡的前兆。相比7年前，当前货币当局对于警讯熟视无睹的态度惊人地相似，不难想见，当资产泡沫轰然破灭时，不可避免而来的后果也会与7年前一样惨痛。当科技股泡沫在2000初破灭时，一些乐天派仍在说“不用担心”———毕竟，网络科技股仅占当时美国股市总市值的6％左右。但结果呢，在随后的两年半时间里，标普500指数暴跌了49％，而美国和全球经济也因此进入衰退。
同样的道理，当今的乐观人士也怀着同样美好的愿望：为什么要担心？！他们说，次级抵押贷款只占美国所有抵押贷款证券的10％左右。然而，随着风险蔓延到更广泛的信贷市场，许多人都开始忧心忡忡，更不用说主要短期融资市场（如商业票据）纷纷被迫临时冻结，特别是在当前美国消费过度以及世界经济仍主要以美国为中心的大环境下，这样的状况更令人忧虑。
眼下，中央银行被迫向市场注入紧急资金，这样的举动几乎肯定会增大诱发另一次金融危机的风险。现在的问题只是，到底这样的举动能否成功稳定住信贷市场，这是不是央行在现代经济体系下的明智政策选择？
答案无疑是否定的。在发生金融危机时，执政当局总是会指责金融机构，但在我看来，政府更应该从自身找原因，特别是要审视一下其货币政策的代理和监管机构———各大央行。
央行政策需作出重大调整
时至今日，各国货币当局已迫切需要采取新的政策路径———即在制定政策时将资产市场重点纳入考虑。不管怎样，我们正处在一个“资产型”的世界，在资产泡沫苗头不断涌现之时，央行如果不能意识到资产市场和实体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将是一个非常可怕的错误。
当然，这也不是说央行就应该针对资产市场，而只是要打破一味盯住CPI衡量的通胀指标的思维模式，将资产价格的极端情况也考虑进去，这并非不能完成的任务。当股市出现上世纪90年代末同样的过热迹象、并使得“资产型”经济受到扭曲的时候，央行应该实施比维持一个狭窄的通胀目标区间更为严厉的紧缩政策。同样的，当房地产市场出现过热，并且次级抵押贷款泛滥，抑或企业能够轻易地以超低利率获得融资的时候，央行也应该出手加以调控。
当前的金融危机是对中央银行在新时期政策操作的一次预警，世界经济不能承受一个泡沫接一个泡沫破灭的连续打击，央行的疏忽可能引发巨大系统风险，进而对愈加一体化的全球经济构成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干扰也可能介入，从而损坏央行的独立性。中央银行的政策操作已到了一个急需作出重大调整的时候，越快越好。（朱周良 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