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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稍为关心一点股市大局的人一定马上就会想起中国证监会副主席范福春前不久说过的一段话：“近一段时期以来，证券市场十分活跃，违法违规现象有所抬头，内幕交易案件增多，操纵手段花样翻新，严重扰乱市场秩序，损害广大投资者利益。”显然，所谓“无庄时代”的惊人结论，同监管当局关于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案件呈高发态势的基本判断格格不入，根本让人无法置信。
再稍稍分析，“无庄时代”论所引为论据的两大现象不仅互相矛盾，而且哪一个也都跟“无庄”的判断联系不起来。
首先，开户数的持续增长不能误认作“散户时代”的标志。尚福林主席稍早时候已公开表示，其中存在虚假成分。即使撇开虚账户假账户的问题不谈，散户开户数的增长至多增加了一些股票的股东总户数，并不足以影响到实质性的筹码集中度。在大多数股票的交易中，附骥攀鸿的散户至多不过是出力的轿夫，而真正左右股价走势的主力则非机构莫属。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布的数据，目前机构所占市场份额已经达到44％，如果加上未能列入统计的私募基金，则还将大大突破这个比例。在这种情形下，说沪深股市正在进入机构时代还差不多，哪里谈得上什么散户开户数的增加而带来的“散户时代”呢？散户开户数的增加对市场资金总量的贡献不仅远远比不上基金的扩容，因而根本不可能因此而改变市场力量的对比，更不足以成为消灭庄家的杀星。
其次，机构（当然主要是基金）持股集中度的提高也不是“无庄”的标志。奇怪的是，既然承认“机构持股愈加集中”，并且还说“庄家已被基金代替”，怎么又得出“股市无庄”这样的一个立意相反的结论来呢？莫非持股集中这种在“庄家”那里属于“庄家行为”的市场行为，一到机构尤其是基金那里就不是“庄家行为”了？难道机构特别是基金就先天地具有“庄家行为”的免疫力，或者说可以做出机构行为和基金行为非“庄家行为”的推断？这显然也是非常荒谬的。
沪深股市没有做市商制度，所以，任何机构都不具有超越合法性的操纵股价的超然地位，哪怕是政策大力支持下发展起来的基金。所谓“稳定器”的说法只是象征性地寄托了市场对于基金稳定市场的期望，尽管这里面在很大程度上也许也寄托了政策面的理想和期待，但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得出机构行为和基金行为可以自动排除“庄家行为”或“庄家行为”嫌疑的结论。事实上，在当前频繁高发的内幕交易和股价操纵现象中，不乏机构和基金的“庄家行为”身影。过去的南方证券事件和基金黑幕事件，近期的广发证券事件和基金老鼠仓事件，都证明了这一点。
无可否认，传统意义上的“庄家行为”和现在的“庄家行为”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主要是投资者结构的变化所造成的。由于机构特别是基金队伍的迅速壮大，市场上一些暗箱操作的私人资金或私募基金一般已难以通过足够的筹码集中度来操纵股价，这也许正是“无庄”论所自以为是的理由。其实，即使就目前的情形来看，也还不能断然认定那些传统意义上的庄家行为已心甘情愿地退出历史舞台。相反，也许正是因为传统的庄家手法比过去更加难以得心应手，市场于是更多地见到了许多不同于德隆也不同于中科创业的庄家行为，它有时甚至表现得更彪悍、更凶猛，同时也更机巧更富有欺骗性。同时，也正是由于机构包括基金的参战，不仅改变了庄家行为的主体，同时也改变了庄家行为的表现方式和手法。观察和研究机构时代的庄家行为并与之作斗争，是新时期证券市场监管的重点，也是广大投资者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的新动向、新课题。
为什么散户开户数持续增长，而大量投资者的账户市值没有跟随大盘增长，却是基金等机构获取了这个市场上更多的利润？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是机构时代庄家行为依然猖獗所造成的必然结果。说起来，机构时代的庄家行为一是更多地带有内幕交易的特点，机构和获得了流通权的大股东及其高管搞起内幕交易来具有更多的便利条件和机会；二是更多地带有以创新的名义进行利益输送的特点，例如权证创设和新股询价认配制度的缺陷与庄家行为的爆发具有密不可分的关联；三是更多地带有内部问题外部化的特点，上市公司频频涌现“带头大哥”、“带头大嫂”，基金经理“身在曹营心在汉”，更是一个突出的表现。此外，更重要的一个特点是，机构特别是基金行为的趋同，成为股价泡沫膨胀的重要因素。这里面不仅有合纵连横之嫌，而且也可以说是未来股指期货多空博弈的提前预演。在一定程度上，对日常交易异动蛛丝马迹严厉监管诚然或将对庄家行为有所约束，可是利益最大化的志在必得，会让人把什么禁忌都置之脑后。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是机构时代也不会与庄家时代有太大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