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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的GDP总值，国外经济学家的预测和媒体的大肆炒作或许更热闹，当然有些观点是截然相反的。
认为中国经济总量被低估的是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新经济史学的主要缔造者之一、芝加哥大学经济学老教授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William Fogel）。他在最近的一篇研究报告中说，“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GDP中的水分问题。我认为，这一数据可能被低估了，因为它没有解释教育和卫生保健这样的服务业对中国人生活品质的提高”。最后，他也乐观地指出，2040年，中国GDP将达到123.675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40%，并超过美国、印度、欧盟、日本GDP总和。
与之相对立的观点是美国MIT前斯隆管理学院院长、经济学和管理学教授莱斯特·瑟罗（Lester Thurow）今年8月在《纽约时报》的“中国世纪？也许是下个世纪”（A Chinese Century? Maybe It's the Next One）的文章。他通过对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发展作了充分的预测、计算和跨国比较，认为本世纪中国经济无论从绝对值还是相对值，均不太可能超越美国。即使中国保持当前的良好经济增长态势不变，那也要到22世纪才有可能实现。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预测，正好应了那则100个经济学家有101个观点的笑话：
有一天，克林顿和叶利钦在首脑会谈的间歇闲聊起来各自的烦恼。叶利钦对克林顿说：“你知道吗，我遇到了一个大麻烦。我那一百个卫兵有一个是可耻的叛徒，要刺杀我，但我却无法确认是谁。”听罢，克林顿却更加愁眉苦脸地说：“这算不了什么。令我苦恼的是，我是法律出身，对经济学基本上一窍不通，所以有个专门的经济咨询委员会，中间雇用了全美最优秀的100个经济学家，可每次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们给的不是100个或者更少，而是101个以上观点，我根本不知道该听谁的。”
尽管现在大家对经济学家在改革中的作用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质疑，但是你不得不佩服他们，因为只有他们才会说出这种风趣的自嘲笑话，看来经济学家还是很清醒的，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倒是大众的心态可能没有及时调整过来，认为经济学家具有超越一般公众的头脑，期待任何理论都能与中国的现实紧密结合在一起。一旦理论无法说明现实，就有可能被说成“用纳税人的钱养活一批没用的经济学家”的嫌疑，而如果对大家不利，就有可能被说成“祸国殃民”。
不可否认，任何人群总少不了居心叵测的“南郭先生”在浑水摸鱼，但理论并非一定能为现实服务，经济学之所以被称之为社会科学，其原因就在于它有着比较独立的假设和命题。有这些假设和命题，我们就不得不牺牲现实世界中的一些次要因素进行必要的抽象，而且实际上，还没有任何自然科学理论能完全吻合现实，社会科学就更加难上加难了。当然，如果你非要从经济哲学角度来考量，那么我们就得从人类关怀的角度出发去讨论。不过，此时讨论的问题已经有了很多的变化：一个在寻求如何解决或者解释现实现象，而另一个希望从人类社会的最理想状态来考虑现实遇到的各种问题。由此得到的结论当然会有很大出入。
生活在经济世界中的现代人虽不一定学过经济学，但对于第二个问题都有发言权，甚至可对此海阔天空、长篇大论一番，但要上升到第一个问题的抽象层次却不那么容易。这正是我和一些企业家对话中最常遇到的尴尬。
说起某些经济学家的预言，我还想起另一则笑话：
在冷战时代的莫斯科红场举办了一场又一场的大规模阅兵。在坦克、火箭各种武器和兵种列队经过主席台之后，是一队穿着黑色风衣的文职人员。赫鲁晓夫问边上的元帅和将军们：“他们是谁？是刀枪不入的新型机器人吗”？元帅和将军一脸茫然。这时候，克格勃头子走过来自豪地说：“他们是经济学家，如果需要，我可派遣他们去美国，保证他们会把美国经济搞成一团糟，这样我们就可以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之最大战争功效”。赫鲁晓夫点了点头，对克格勃的这一招非常满意。于是，苏联开始批量地生产经济学家。
但在此时的笔者看来，去评判对中国经济的预测孰对孰错，他们各自又代表着何种立场都已变得相对不重要了。不管福格尔教授如何妙趣横生地争辩中国世纪的潜力，也不管瑟罗教授如何唱衰中国世纪，中国的经济增长早已成了一个无可争辩的可观事实。我们也没有必要像看大戏时那样标明黑脸白脸，那样反而不能显出理论的张力，我们需要发展出一套吻合中国经济新形势的新理论。正如福格尔指出的那样，“现在，经济增长的性质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革，GDP指标已经不能全面地反映和涵盖经济增长的内容”，我们更应该把原来的GDP增长观转移到一个体现社会均衡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观之上。
理论和历史经验都不断地向我们证明，脱离社会结构的GDP增长观是幼稚的，甚至是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