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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在盯住黄金、盯住美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风雨飘摇之机，美国总统尼克松的财政顾问约翰·康纳利曾当着一群欧洲领导人的面说，虽然美元是美国的货币，但美元币值的错配（misalignment）是欧洲的问题。现在，美国经济学家德龙（J. Bradford DeLong）做出了新的判断，美元（包括欧元）对人民币和其他亚洲货币的错配正在变成是中国的问题。
身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名教授，德龙的视角显然超越了当前的金融市场危机。在11月4日发表的文章中，德龙认为，美国虽然有可能因次级债而陷入衰退，并可能殃及全球范围内的经济体，使得未来五年全球经济增长低于过去过年的记录，但美国经济硬着陆的风险正在一天天地逝去。
在德龙看来，与中国有关的两种情形构成了未来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潜在危机。一种是，中国因人民币升值过慢而导致国内全面通胀，可能陷入滞胀或严重的通货膨胀，这会危及全球经济。有趣的是，在另一种情况下，全球经济可能会因为中国宏观调控的成功而变得更糟。此时，中国在保持币值稳定的同时有效地控制住了国内的通货膨胀，而现有的国际收支不平衡将被加剧，美元对人民币和其他亚洲货币可能会迅速崩溃。
哪种情况更接近现实呢？迄今为止，中国国内的流动性过剩主要导向了资产部门，而一般物价水平基本平稳运行。一方面，中国制造业部门巨大的供给能力有望成为避免出现恶性通货膨胀的屏障。另一方面，通货膨胀总是一个货币现象。中国过去出现的高速通货膨胀都是基础货币突然高速扩张的冲击下出现的，而眼下这一点尚未发生。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经历了1985年至1989年、1993年至1995年两个通胀时期，其间都出现过两位数的通胀率。与此相联的是货币供应大幅扩张。1989年前后，M0的增幅曾超过45%，而1993年左右，M0、M1、M2的增幅都接近40%。而现阶段的供给供应基本在20%以下。只要货币供应不失控，恶性通胀全面化也不太现实。
另外，国际经验表明，发生高速通胀的国家通常是财政上出了问题。在这一方面，中国仍没有风险。随着经济的发展，财政收入快速扩张。财政向央行不负责任地透支并导致恶性通胀应该不会发生。
这意味着，如果中国维持币值基本稳定，当前的经济增长模式可能还会持续下去。也就是说，德龙设想的第二种情形出现的可能性或许更大。可是，既然中国能在币值稳定的情况下，维持现有的高增长，通货膨胀也没有过度恶化，那有什么理由让中国做出改变呢？
事实上，把美元币值和美国经济失衡的问题归结到其他主要经济体上，有失公允。汇率作为货币价格反映的是国内的经济基本面。长期以来，美国每年依靠超过8000亿美元左右的资本流入维持着经常账户赤字和财政赤字。解铃还须系铃人。美国经济的失衡需要其自身做出结构调整的努力。并且，按照汇率理论，美元应该加速贬值，以便恢复经济平衡，就像西方国家依据这个逻辑让人民币升值一样。美元没有做出充分调整，也就没有理由要求人民币立即调整。所以，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美国，都需要时间来解决国内的结构性问题。
那么，谁是全球经济麻烦的制造者？由于中美的情况正好相对，说一方制造了麻烦，另一方一定也是。从内外均衡角度来说，长期顺差和逆差都是不合理的，都需要调整。可是，有什么理由把所有问题都归到顺差一方呢？其实，如果美国经济和美元定位没有实质性改变，国际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失衡就不可能彻底消弭。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单方面宣布停止美元和黄金的兑换，迫使日本和西欧提高对美元的汇率。1985年，经美国牵头，西方七国财长和中央银行行长通过广场协议，要求日元等货币升值。这些努力看上去像是，谁发展得快，谁就应该承担全球失衡的责任。然而，结果是，所有这些都没有改变美国的贸易顺差。
把中国（具体而言，指人民币汇率）当作全球麻烦的制造者，实际上是在说应把人民币当作一个政治问题。既然如此，中国就应从自身的现实自主考量人民币的未来。
话说回来，人民币问题不应服从国际压力并不等于人民币就不应该升值。从宏观经济政策目标来看，维持人民币基本稳定的主要是盯住经济增长尤其是充分就业。问题是，这样做可能仍是在支持低效率的增长模式。中国出口竞争力固然得益于廉价劳动力，但同时也得益于廉价的环境和资源成本。人民币升值有利于限制投资和出口驱动的经济对环境的透支。同时，延缓升值会将社会财富进一步引向资产部门，资产部门高涨在加大经济风险的同时，也对收入分配造成急剧增加的压力。
曼昆在其畅销的《经济学原理》中，引用过有一句企业家的话：如果行业龙头老大注定也是最大的污染制造者的话，我欣然接受这一称谓。作为全球增长的主要引擎之一，把中国称为麻烦制造者，或许是其影响力显著增强的一个副产品。事实上，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美国不正扮演着这样的双重角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