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制度是一国金融制度，特别是货币政策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表面看，汇率制度是一个国家的货币对外价值的体现，但在本质上，则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集中体现；汇率稳定是经济稳定的条件，是金融稳定和安全的基础。

　　货币基础在经济，货币影响在责任。我国人民币汇率机制的改革成为全球经济和金融瞩目的焦点，这件事情本身就说明，人民币货币信誉在某种意义上的影响已超出我国的经济实力。在我国经济持续高增长以及人民币升值加快的趋势下，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仅愈加引起全世界的关注，而且一些出手快的外国投资者急于进入我国金融领域参与经营或投资，不断形成各种合作意向和投资倾向。

　　现在，我国的金融规模与效益已引起国际金融界的高度关注。这一方面体现在我国金融机构在世界上的排名位置和影响力上，其中包括我国银行总资产达到50万亿元，股票总市值、外汇储备数量、金融资产规模等许多指标已经令人惊讶；另一方面则表现在价格尤其是资产价格的上涨上，其中包括货币、股票、上市公司以及价值回报率等方面，已引起国际社会对我国提出了更多的责任与义务要求。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理性地看待我国金融规模与质量问题，不仅关系到我国金融改革开放的前景与方向，而且直接影响着我国对金融风险的规避与防范。尤其从建设和谐社会这个总目标看，目前，我国的金融规模与金融质量 “不和谐”已有所表现，需要引起人们高度警惕。

　　金融规模是金融质量的基础，金融质量则是金融规模的“温度计”。“过冷”或“过热”都不适宜。而金融质量的温度显示，又是金融安全的“警示标志”，不仅需要政府的宏观调节，更需要银行等金融机构在风险控制和竞争力的提升方面加以支持。

　　就目前来说，银行业和金融体系应尽快转变单纯追求规模的增长方式，综合考虑风险成本、强化利润和损益成本意识，建立有效的综合经营模式，强化能力与水平管理，淡化官员化的组织管理模式，用市场收益和损益指标进行管理考核，切实增强金融机构的竞争力，把基础做实、把业务做好做强。

　　而就人民币汇率来说，针对美元强势之下的贬值策略，我们不仅要有短期应对策略，还要有中长期应对准备。

　　短期看（1-3个月），对内宜“以动治乱”，对外宜“以静制动”。我国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水平应掌握7.6元左右的水准，一方面这是出于对我国香港与内地“一国两制”的特殊性和不同市场间存在的投机性的考虑；另一方面也是出于我国的汇率改革进展与国情的考虑。

　　这样的安排，不仅可以改变国内的预期惯性，“搅乱”国际上的预期惯性，而且有助于打消对人民币升值不切实际的预期，给我国汇率提供调整空间、释放其升值压力。在此过程中，特别强调不适当的升值将造成的自我压力、自我问题，比如出口企业利润下降、结构失衡或外国贸易争端与制裁的问题，让人们了解汇率问题后面真正存在着的是经济问题。

　　从多方面看，人民币单边升值或大幅升值不仅不适合我国的国情与国力，也有违于国际金融发展的趋势，我们不需要表现出抵抗的姿态，需要的是外部的理解，了解我们的压力和困难。

　　在面对外部压力的同时，我们还应强化内功，从现阶段我国金融发展的实际出发，完善国内金融市场产品，提高资金效率，有针对性地调整资金支持力度，选择恰当时点分流资金压力、缓解结构问题。同时，选择好投资工具、投资地区和方向，注重回收和回报，简单产品多投、复杂产品少投，化解不必要的压力。

　　中期长期看（4-6个月或1-2年），内部要有战略规划，外部要讲究策略。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我国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水平宜掌握在7.2-7.4元的汇率基点，甚至实行7.0元左右的完全自由浮动，前提是市场产品充裕、监管机制的有效。

　　中期汇率形成机制宜有灵活性，采取结构性改革的方法，促进体制机制的改良，扩大浮动区间。如果外部动荡激烈，也可以采纳有些西方机构的建议，调整或选择汇率方向。

　　长期而言，则需要有大的思路，改变人民币汇率的形成体制与机制，加快市场化、国际化进程，特别要讲究效率，实现汇率的自由化与国际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