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 东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

　　我们每天都在想象与理性中度过。每个人在每天以至一生中，都有无数个想象。只不过，有些想象是在无意识中进行的，有些则是有意识而为之。每个人做过的梦是前者的典型，五花八门、离奇古怪的梦境，都是无意识，顶多是潜意识下的想象。

　　一个有激情与活力的人，必然富于想象。但如果没有理性的约束，那些富于想象的人只能是悬在半空的幻想者，难以成为脚踏实地的社会合作者。那么，接受理性约束的富于想象者又会怎样呢？也就是，将想象与理性组合为“富于想象的理性”，将会产生何种效果？对此，我的回答是，“富于想象的理性”对人类文明的进步太重要了，因为这正是现代科学的源头。

　　为什么是欧洲人成为了现代科学的先行者？为什么又是在欧洲，最早开始了工业革命？并使欧洲人成为纵横世界的“先富”者？原因当然很多，但我认为，“富于想象的理性”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诚如那位英国19世纪著名诗人、社会批评家马太·阿诺德早就总结过的：“现代欧洲精神生活的主要成份、现代的欧洲精神，既不是知觉与理性，也不是心灵与想象，它是一种富于想象的理性。”

　　进一步讲，有意识的想象肯定是一种主动思考。“富于想象的理性”，就是富于思考的理性，或者是擅长理性思考。如果按现代奥地利经济学派灵魂人物米塞斯的观点——“科学是思考的产物，行动是意志的产物”，谁具备“富于想象的理性”，谁就自然是各种科学的奠基者与发展者。既然现代欧洲精神的核心是“富于想象的理性”，现代科学多半在那儿发端，也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

　　然而，如果将“富于想象的理性”发挥过了头，特别是，当过了头的“富于想象的理性”被用于人文社会活动，并给予无限崇拜时，结果往往会被宗教化！因为，那些本来就具有强烈情感和丰富想象力的性格特殊者，如果再以理性为工具，在不断深入思考和探究人文社会活动规范与法则的过程中，就会出现那位“文化怪杰”辜鸿铭先生在上个世纪初就总结过的结果：“他们不知不觉中把道德规范塑造成一个人格化的、全能的、超自然之物。这个存在于想象之中的人格化的、全能的、超自然的道德法则，被称之为上帝。” 辜鸿铭所讲的“道德规范”，从属于我这里所说的“人文社会活动规范与法则”。

　　回头来看人类的经济活动，自然是人文社会活动的一部分。这一部分的规范与法则，显然不完全从属于“道德规范”。探讨这一世俗的规范与法则，是经济学的研究任务。不可否认，“富于想象的理性”当然也是经济学的源泉，因为经济学是理性思考的产物。正因如此，作为理论科学的经济学，“它不能告诉人们应当选择什么价值，应当致力于什么目标。它不能确定终极目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相对于人类行为的终极目标而言，是中立的。”

　　然而，作为人们“有意识想象”结果的“社会目标”，其确定是一回事，而其实现与否又是另一回事。不管最终能否实现，人类一旦确定社会目标，总要依靠各种手段，去朝着目标而努力。针对某一社会目标，应当选择什么样的手段，各种手段的优劣是什么，相互间如何配合，则是人类每天都在思考与实践着的。其中的最高指导原则，是看哪种手段对实现目标最有效率，而效率的标准则是看是否成本最低、收益最大。这正是经济学研究的任务。所以，尽管经济学在社会目标的确定上无能为力，是中立的，但为实现目标的手段选择，则始终离不开经济研究这一“理性思考”。也正是如此，我们就很容易理解米塞斯的论断：

　　“就达到既定社会目标所采用的手段而言，则是另一回事。经济学是这里唯一可靠的行动指南。假如人们想在追求任何社会目标时取得成功，他们必须使自己的行动符合经济思考的结论。”

　　从中，我们似可得出结论，经济学首先是“富于想象的理性”的结果，也就是理性思考的结果；其次，经济学是研究手段而非目标的学问；再次，正因不是琢磨社会目标的理性思考，所以，针对经济学的那种“富于想象的理性”永远不会被发挥得过了头，因而就不可能被宗教化，进而，不管是经济学的创始人，还是多么富有创见的经济学家，永远都不可能获得宗教创始人或者后继教主所拥有的那种来自教徒的“狂热的、无限的个人崇拜”。

　　另一方面，相对于永无止境的贪欲，物质财富对人类而言永远不可能达到极大化的情况，决定着经济行为是每个人都离不开也不会被忽视的行为，每个人每天都在进行着经济思考，因而经济研究本身就具有普及的基础。

　　更为重要的是，即便是作为人类集合体的社会，就其实现福利最大化目标所需要的手段选择而言，普及经济研究，将有助于作为个体的每个人判断哪种手段是最合适的，从而有利于在意向与行为上愿意接受哪种手段，拒绝哪种手段。

　　当前在某些社会领域里，对中国人而言，仍有一个如何判断和选择行政手段与市场手段的问题，特别是如何提供一种帮助人们针对某些领域某些事宜为什么要坚决抵制与拒绝行政手段的强有力理由，并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形成一种令某些自负自私而武断的公权力掌握者畏惧的广泛而无法阻挡的制约力量，还是一个重要而迫切的任务。为此，经济研究的普及就更具有特殊意义。

　　正是基于以上分析，我提请大家注重米塞斯下述观点对当前中国的意义：“普及经济研究的目的，不是让大家都成为经济学家，它的目的是为公民在共同体生活中履行其公民职责提供装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