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财经大学教授

　　在美元不是黄金的世界里，当前最为突出的中国“流动性过剩”，却不可能没有美元与美联储的影子。从趋势看，“信用货币”未见得在将来的日子里还会那么风光。中国有关战略政策视角应当有所转型。

　　在世界贸易中，黄金与美元都担当过或正在担当货币职能。“金银天然是货币”，黄金作为交换媒介、价值尺度、储藏手段的历史，当然远非美元所能比。然而，从上个世纪上半叶开始，“黄金几乎在世界范围内离开了流通领域”，充斥世界的是印着美国建国者头像的一箱箱纸片。

　　但美元不是黄金。美元能买到黄金，只是，一定数量的美元能买到的黄金，不仅波动，而且越来越少了。正因如此，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位财政部长的影响，比得上英国伊丽莎白一世时的马斯·格雷欣。至少在这位同时也是伦敦证券交易所奠基者的财长去世后的近430年里，以他名字命名的一条著名经济学法则——“劣币驱逐良币”，一直被不断应验着。

　　美元曾是黄金的替代品，黄金也曾是美元的抵押品。金币与美元也同时流通过。只是到1934年，罗斯福时代的美国国会通过了《黄金交易法》，禁止美国人拥有黄金，停止用黄金铸造硬币，宣布用黄金支付结算为非法，黄金才退出流通领域。但那时美元的价值至少还是由黄金储备作支撑的。直到1971年7月尼克松宣布取消各国储备中的美元按每盎司35美元兑换黄金的权力，从此，美国财政部发行的纸币没有任何贵金属准备支撑。

　　如果说货币是人类文明的一大典型体现，那么，纯粹的纸币制度相比于贵金属本位的货币制度，能否进一步推进人类文明，现在还很难作出确定的结论。因为，相比于几千年的贵金属本位，才刚刚几十年的纸币本位，实在还算不上是成熟的货币制度。

　　固然，按照个别的制度经济学家的说法，货币无非是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安排，因而货币越简单越方便越好。成本越低的货币制度，就越是先进。在他们看来，纸币当然是相对于贵金属货币的重大进步，而仅仅是象征性符号的“电子货币”就更进步了。然而，这一理论是片面与狭隘的。因为，他们所说的货币仅仅满足了货币的一项职能——交换媒介，但真正的货币必须是交换媒介、价值尺度与储藏手段的统一，三项职能中缺一不可。

　　按照这一标准，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可就越来越成问题了。没了任何贵金属准备的纸质美元，显然不再具有任何内在价值，这又怎么能成为所有商品的价值尺度呢？又怎么成为永久而稳定的财富储藏手段呢？如果这两项职能变得越来越令人质疑，其交换媒介作用不受影响才怪呢。

　　所以，在过去三十多年的经济波动里，由货币制度变化而导致的交易费用到底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我还没有看到哪位经济学者作过令人信服的测度。但仅就通货膨胀的严重程度及其影响，以及经济波动幅度看，纸币制度所降低的交易费用，节省的经济活动成本，似乎并不明显。

　　更为要紧的是，随着流通于世界范围的美元日益增多，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也就成了全球的中央银行。不仅美联储的一举一动，而且美国的政治与经济变动，都通过美元影响着世界秩序与福利。可是，美联储并没有也不可能站在全人类的福利角度看问题、想事情和采取政策，它仅仅是以全球二十分之一的人口的利益为宗旨。执掌美联储主席时间最长的阿兰·格林斯潘，早在1974年担任福特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时就宣称：“在我管理期间，有很多重大问题，美元汇率不是其中之一。” 所以，那些占全球人口二十分之十九的人们及其政府，应当明白，你们所持有的巨额美元，到底能有多大购买力，并在需要时换回多少本国货币，从来不是美联储主席关心的“重大问题”。汇率到底如何变动，在美联储主席看来，只能是以那3亿多人口的经济、政治利益为出发点与归宿。

　　因此，我们看到，美元越来越成为全球经济与政治的焦点问题。尽管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离开美国本土而“输出”的美元量呈跳跃式增长，但是，先是德国与日本的货币挑战美元地位，后是随着欧洲一体化而建立的欧元的正式流通及其坚挺，特别是新兴市场化国家外汇储备中“一揽子货币”组合对原来单一美元储备的替代，都是抗衡美元世界货币地位的体现。

　　如此说来，如何确保应有的内在价值，是能否长时间担当“世界货币”所必须考虑的因素。至于内在价值的确保手段是什么，则是可以探讨的。不容否认，没有任何贵金属支撑的纸质美元，之所以能够在过去几十年间居于“世界货币”地位，是世界最大经济体的美国经济在此期间一直相对稳定增长并保持领先地位的结果。换言之，那3亿多人口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全球的最终消费者，引领了世界经济增长，所以，其余的几十亿人才乐意接受他们的货币。但随着美国经济增长的放缓，作为全球经济增长牵引力的“火车头”地位日渐受到挑战，加上美国公众消费能力的下降，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就不那么稳固了。在这些越来越引起美国朝野担心的压力下，美国政府与美联储确定的货币政策，尤其是美元发行量、利率与汇率等措施，就不可能再像从前那样较为安心地从“世界货币”的角度考虑问题，可能离这一轨道会日渐偏远。其实，对这一趋势，早就有人做过预言。那位“有着聪明才智和敏锐政治眼光”的哈佛大学博士罗伯特·特里芬，在上世纪中叶就断言：“通过美国的支付赤字流出美元，从而提供世界所需要的国际储备是危险的，它将遭受重大挫折。”

　　然而，这一趋势，对于像中国这样已经持有巨额并还在快速增长的美元外汇储备的国家来说，并不是一个好征兆。因而正确的认识与行动应该是，不再以追求美元外汇储备为政策制定的目标。为此，适当灵活的汇率政策，弥补国内各方面不足的扩大进口政策，以及更加积极的对外投资政策，都是当前与今后一段时期内所应当受到重视，并尽快采取的。

　　回过头来看，主张“金银是忠实的货币”与“金本位制”的奥地利经济学派理论，并非老掉牙不入时流，对人类经济社会秩序的维持与文明进步，它仍闪耀着思想火花；而在过去三十年间占据主流地位的以弗里德曼为首的货币学派所信奉的“信用货币”，未见得在将来的日子里还会那么风光。在美元不是黄金的世界里，不要说全球“流动性过剩”，就是当前最为突出的中国“流动性过剩”，也不可能没有美元与美联储的影子。中国的有关战略政策视角应当有所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