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旺
根据中国古老哲学提示的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凡是出现的现象，都是有其内在的道理。近期沪深A股表面上的诡谲行情就是内在原因与外在的群体心理相互作用的结果。
当前影响行情变化的主要内因是内外环境遭遇重大变数后宏观政策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始定于上年末的宏观紧缩政策本是今年经济工作的主线，但国内南方诸省50年一遇的严重雪灾和因次贷危机带来的美国经济衰退之势以及对世界经济的严重损伤，将原来制定政策的有关因子改变了。根据外在环境变化适时调整已定政策，应是题中之义。在雪灾中商业银行系统发放了应对性救灾贷款；投资银行方面，证监会及时放行了封闭式基金的发行；但在大面积减持的压力下，国有股如何在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最大化前提下的减持，似乎没有具体的“法规”。现在，在两年前让投资者普遍得利的股权分置改革到了投资者群体还“债”时，减持正演变成行情发展中的心理压力。一旦这种心理压力与紧缩的宏观政策联系起来，就会成为投资者离场的最好理由。
而“次贷危机”到底会产生多大影响及各国央行的努力究竟能否奏效，也还有太多的未知因素，这也使投资者很不安。“次贷危机” 对西方国家经济体本身造成的损失或许并不大，其影响的核心力量是对居民和机构的信心打击并由此出现“信心链条”的危机。信心危机必然导致信用萎缩，信用萎缩必然导致消费萎缩、消费萎缩必然导致生产萎缩，生产萎缩又将导致信贷的萎缩。笔者认为，如果在“市场失灵”条件下，国际社会联合起来反危机成功，那么，有关政府是低效率的传统定论就会改写。在现代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政府反市场失灵的行为，应该是最有效率的。当然，在流动性过剩的背景下，实施以减息、减税和注资为主要手段的国家行为，必然向市场注入更多的资金，在次贷危机缓解后特别是美元结束贬值重归升值时，泛滥的流动性可能突然向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涌入，从而将资产价格推高到本轮牛市的顶点。
当中国经济增长部分有70%左右与出口增长相关时，国内外各种利益力量的交互作用已经难缠难分。我们得从错综复杂的关系中去细细理出资本市场中主要的利益力量是如何博弈的头绪来，这些主要的利益力量包括国内机构的力量，政府政策的力量，国际资本的力量和人数众多的散户的力量。
应该看到，无论是公募基金还是券商的集合理财，国内机构的力量在2007年“5·30”后全面散户化，在利益追求下，他们无法实现政策企求的“稳定”市场的作用。当机构资金规模在2007年夏天极其短暂的时间内迅速膨胀后，其管理、人才、理念、规范、风控等是否已经与市场发展吻合，可能还得历史检测。虽然“价值投资”一直是机构的旗帜，但当群体出现非理性时，真正的价值投资也会偏离价值航道，一旦政策突然变化，价值投资将成为机构抛售的主要理由。意图通过发展机构来稳定市场的政策导向，与机构的自身利益追求是“错位”的。
很显然，在市场极度不稳定时，政府政策的力量可以实现市场稳定，因为市场稳定和市场发展是政府行为的内在利益目标。当国有股占市场最主要力量时，国家政策的取向在其潜意识里就是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科学发展、和谐社会建设都需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科学发展、和谐社会建设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基本要求。科学发展、和谐社会建设必须有相应的资金支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是实现资金筹措的最有效渠道。因此，面对自然灾害和外部复杂多变的挑战，适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保证A股市场稳定和发展，将是题中之义。当然，增强党的执政能力，还包括推动产业升级，为中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上取得主动定价权等等。从国家的利益出发，必然导出人民幸福、国家强大和与自然友好等概念，这些目标的实现都与股市的稳定发展相互作用共同推进。
不能不有足够估计，追逐剩余价值的国际资本在A股市场的进出，必然引发震荡。我们发现，只要A股出现一定涨幅，就会有国际垄断资本的代理人出来高喊泡沫论，就像改革开放初期不断有国际“专家”高喊中国经济崩溃论一样。我们引进QFII是为了引进其先进的“价值投资”理念，引导国内的机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问题是以QFII为代表的价值投资理念是建立在完善的市场机制体系之上，与中国正进行大规模深度改革的经济体很不一样。在整体投资者群体还是依“感性”投资时，在整体经济体正在剧烈变革时，价值投资理论必然也在改造，即必然引进国家政策行为、群体非理性行为两大参数，否则我们可能失去股权分置、整体上市和激励机制改革中出现的体制性“价值”投资机会。
总之，在内外环境迅速变化的市场背景下，如能及时调整、出台促进市场稳定和发展的政策，则行情不再诡谲，人心也会稳定，这是A股市场可持续繁荣的前提。笔者预期，在三月“两会”后，特别是夏天开始时，政策明朗化的几率较高，而次贷危机缓解后国际流动性涌入中国推高资产价格的苗子已经存在，时间不会超过一年，也许半年内就会在中国A股市场有充分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