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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年 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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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年艰难跋涉:私权理性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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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年艰难跋涉:私权理性扩张
    2008年02月20日      来源:上海证券报      作者:◎袁 东 沈飞昊
      ◎袁 东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

      如果说,中国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是人们越来越主动努力付出并更多享受自己付出成果的过程,则完全可以肯定,这也是一个私权持续理性扩张的过程,而经济持续高增长也就是这个过程的结果。这便是30年改革开放的核心。如果认同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发展还有非常大的空间,尚有很长的道路,那就不能否认,公权还有很大的地盘要退让,还有很多新的“门楼岗哨”要去充实并尽职。

      年末岁初,是总结与畅想的时刻。今年对中国人来讲,有些特殊,更值得总结。当“中国话题”再度成为全球热点时,我们都明白,这主要源于30年前启动的“改革开放”。所以,如何总结这30年,关系到中国下一步的持续发展,以及能否扩展对世界的贡献。

      只要看看现今的吃穿住行,就知道我们正受益于过去30年的经济持续高增长。故而每当有朋友抱怨工作越来越不好应付了,不仅有着各种各样的考核与竞争,还有着更高生活质量诱惑的压力之时,我总要反问:如果不是这样,哪来这30年的持续高增长呢?因而,过往的高增长是每个人越来越努力付出的结果,跟每个人有关!

      从经济学上说,想要人们主动付出,除非能使其获得高于付出的利益。越来越努力地付出,总要有持续净利益及其强烈预期相伴随,而付出与否的自由及其利益的获得、占有、支配与处置,是每个人的基本经济权利,属于私权范畴。如果说,30年改革开放是人们越来越主动努力付出并更多享受自己付出成果的过程,则完全可以肯定的是,这也是一个私权持续理性扩张的过程,而经济的持续高增长也就是这个过程的结果。由此,要我说,这便是30年改革开放的核心。

      我这样说的首要理由是,能否拥有必要的、可得到保障的理性私权,实在是财富增长和积累的基础性条件。君不见,在公权覆盖一切而不承认、更不保障私权的时代,每个个体的积极性、创造性与热情都被埋没了,没有自决选择的空间,更没有竞争的压力与动力。因为人的天生与后天的禀赋和才能,得不到任何显现机会,整个社会变成了一块整齐划一的同质性铁板。没有差异的世界,必然就没有活力与色彩,也必然因为财富创造动力不足而陷于普遍贫穷,并且还越来越封闭并充斥着自欺欺人。所以,私权的理性扩张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本。

      其次是我们看到,中国过去30年改革开放恰恰是走着一条承认并推动理性扩张私权的道路。1978年的改革起始,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责任制”的另一面,正是认可了农村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的经济主体性,承认并保障了这一主体自主生产经营的权利。因为,这一改革打破了以“生产大队”与“生产小队”为单位的“大锅饭”式集体体制,而相对这种“集体体制”的公权性,家庭与农民个人是最起码的私权领域。当农村家庭获得自主生产及其剩余成果享有权后,他们深深看到了付出越多,产出越多,上交集体定额“公粮”后归自己所有与支配的剩余成果也越多的事实。所以,这一仅仅是恢复了农民起码私权的改革,便在中国农村与农业爆发出了难以想象的活力,农业产出空前提高。只过了五六年,农业的恢复与稳定就为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奠定了基础,腾出了空间。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首先也是从承认企业作为工商业生产经营单位的利益自主权开始的。无论是利润分成、税利分流、承包制,还是国有企业公司化改造、股份制改造,都是为了体现对国有企业的“政企分开”。与此同时,在农村乡镇企业掀起并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城市中的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并成长。

      正是在这种对城市个体的财富创造与积累权利归还的公权后退过程中,在私权理性恢复的大环境下,城市经济得以蓬勃发展。城市工资改革、住房改革随之顺利推进。工资涵盖范围不断延展,不再仅仅是简单再生产的补偿,吃穿住行与发展性支出逐步被一一包括在货币化的薪酬中,这不仅有利于价格机制得以健全并发挥应有的作用,更使得个体从对政府公权安排的过度依赖中解脱了出来。国人因此有了职业、居住地等一系列选择的自由,人口与劳动力流动已不再是政府行政安排的结果,而是市场化自主决策的过程。人们越来越多地有了属于“私人”性质的产权和“财产性收入”,有了家庭与个人的资产负债表,城市生活因此这才有了今天这般个性张杨、活力十足而又丰富多彩的局面。

      如果你认可上述是一个私权理性扩张的过程,想必你也会同意这是个由制度改革不断推进的结果。正是过去30年间一系列针对农村集体制度、人民公社制度、城市国有企业制度、贸易制度、分配制度、工资制度、住房制度、财产制度等方面的变革,才推动并保障了私权的逐步恢复与扩大。因而,我们完全可以说,制度优于发展。

      但私权的理性扩展,并不意味着公权的消失。只是,公权应当将其原本属于私权的“堂屋”让出来,专职于其应该呆的“门房”,当好看家护院的角色。其实,随着以私权为主体的市场经济的发展,公权的责任领域也在不断创新并变得更加重要。比如,如何确保个体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确保正当有序的竞争环境,确保货币币值的相对稳定与灵活,以及为一国经济持续增长与增强国际竞争力创造尽可能有利的国际环境,都是以政府为主体的公权所必须担负起的责任,也是公权尽显能力的权利体现。当然,这又需要相应的制度创新和完善作为保障。

      如此看来,就今后发展而言,如果要保持中国改革开放的良好势头,确保经济的持续增长,就应该将继续推进私权理性扩张作为一种共识,予以理论与实践政策上的明晰化和具体化。换言之,如果你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发展还有非常大的空间,尚有很长的道路和任务,那你就不能否认,公权还有很大的地盘要退让,还有很多新的“门楼岗哨”要去充实并尽职。

      看看所处环境,体味真实感受,相信各位会赞同我的观点,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