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作家，现居北京

　　经过30年快速乃至急迫的发展之后，人们忽然发现，企业家开始思索价值本源了。

　　尤其是那些通过竞争发展起来的企业家，他们同时在这个不安的年份里，注意到中国经济在取得一定成功的同时，逐渐出现了一些不信任、反市场的倾向。全球关于商业文明的讨论源远流长，从亚当·斯密、奥地利学派、芝加哥学派，到弗里德曼，企业家们前所未有地认识到自由市场竞争的价值。与此同时，也有人也在另外一个向度上发现了对哈耶克、弗里德曼的反动，认为中国企业的发展得益于国家能力的提高与促进。其实，这样一种承认和反承认的关系这么多年来始终在影响着中国本土企业的发生与发展，影响着企业家对企业行为的思索。

　　相关问题在按照两种路径展开：一部分企业家认定商业的本质就是竞争，商业的人性基础决定商业具有绝对的利己动机，而另一部分企业家则把国家主义意识和时代的宏大责任嫁接到企业建设上。前者可能导致拜金主义、功利主义和物欲的过度宣泄，后者则导致企业家的市场分工处在泛政治、泛历史的层面，企业的发展无论在价值体系还是方法论上，都与现代企业制度拉开了一定距离。

　　从某种意义上看，这就是中国企业家面临的商业生态环境。由此，下一个30年，中国企业到底怎么走，就成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以笔者之见，中国的企业家可能需要真正站在企业建设的合理地带，放弃道德高地和宏大叙事，放弃历史负担，用纯粹的商业方法展开下一个时代的企业建设。说得更直白些，就是从企业家的角度，还原一个普通商人的目的，真正使企业行为成为我们的日常生活。

　　随之而来的，是中国的企业家可能需要进一步学会妥协，学会协商，站在多元价值立场的平台上，寻求各种市场力量的共赢。妥协需要一种发展的眼光，是一种建设性的方法。那种非此即彼的对立情绪，无助于企业的发展，更无助于企业家的成长。

　　中国企业家需要勇敢地、合理地、科学地追求利润，并将追求利润的勇气倡导为社会的一种风尚。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利润的最大化追求正是基于一种道德信念的回报。在今天这样一个以公司概念为主要组织形态的商业社会里，如果我们强调追求利益和追求利润确实能够带来资源更合理的分配，更能唤起这个社会的公益勇气和人文诉求，那么，我们的企业家建设就不可能只是一种简单的财务计算，它甚至可能超出了企业家之所以建设企业的原因本身。

　　除此之外，笔者特别想补充一点：中国企业家在下一个时期的经营管理生活中，可能需要不断建设一种双向的感恩。当一个社会只要求单向感恩的时候，这个社会可能是不和谐的，它背后的商业文明不能不让人忧虑。有一段时间，社会环境非常强烈地要求企业家感恩社会，在今天看来，社会可能也该多多留意感恩企业家。在市场运营的链条上，企业家是社会的某种组织者，而公司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现代人生存的主要场域。因此，这种双向的感恩，事实上是当今时代真正具有理性和建设性的企业环境形态。

　　必须承认，30年来，中国企业一直处在高速发展状态，这种高速度甚至体现出了某种饥不择食，某种贪婪。而现在，企业家们则可能需要在各种市场机会面前，懂得放弃，懂得节制。水流太快，就不容易看清自己的容颜，所以，我们要在企业发展的重大问题上保持相当程度的克制，守住发展的底线。自由是发展的方法，同时也是发展的手段，在很多重大的价值选择上，我们可以继续沿用这样的因果链来思考。比如，企业家应该坚信，环保理念和绿色生活既是中国企业发展的方法，也是发展的手段；对核心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同样也适用于这样的因果链。还比如，对客户的忠诚，对竞争秩序的捍卫，对国家税收的忠诚，对官僚阶层潜规则的理性警惕，同样都应该成为企业家群体必须坚守的目的与方法。

　　一个真正良性的企业发展体系，只能沿着产权和人权这两条路径展开。进入2008年，劳动者权益成了每个企业家紧密关注的命题。在市场经济层面，这其实是个永恒命题。对劳动力的过度榨取最终必然损害企业整体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企业家应该切实尊重每个劳动者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