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市暴跌中，北大某教授发了一番宏论，“我坚决反对用下调印花税来激活股市。印花税本身对股市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股民希望政府用政策来救市，政府应该是很难兼顾的……一般的中小投资者自己要保护自己，就是你能玩得起就玩，玩不起的人怎么能让政府来保护呢？”

　　印花税无法激活股市，我也认为有一定的道理。好比说，咱开了一家馆子，免费存车，是不是就能顾客盈门呢？还是要看烹调的水平，要是饺子煮出来整个儿一个片儿汤汆丸子，淮扬菜吃出了麻婆豆腐的味道，再免费存车也没用；反之，菜做出了水平，那就成了私房菜，大清朝最牛的私房菜要提前三个月预订，就是亲王贝勒也得规规矩矩排队。菜做到了这个份儿上，就是给客人矮板凳坐，他也得老老实实地蹶在那儿吃，牛嘛！

　　所以，印花税对于制止下跌的意义不大，不能说完全没有，但的确不大，场外的资金不会因为降税就入市，这是再简单不过的了。

　　但是，市场为什么会出现降低印花税的呼声呢？因为，印花税妨碍了市场的公平。想想看，2007年上市公司的利润总和不到6000亿，真正归属流通股股东的也就是2000亿，印花税就收了2005亿，再加上佣金，大约要接近4000亿。也就是说，上市公司的利润被“漏光了”，而券商的佣金是包含了人力、物力、财力等各项成本支出的，即便如此，券商为了争取客户不得不把佣金价格战打到几乎吐血的程度。而千分之三的印花税水平在世界上是很高的。

　　所以，印花税是否调整涉及一个公平的问题，这已经是公认的了，现在无非是在等待一个时机而已。

　　让人奇怪的是，该学者回避开印花税该不该调整的公平问题不谈，而斤斤计较于印花税调整是否有效，就算没有任何效果，难道就不该调整么？

　　至于说，玩儿得起如何，玩儿不起又如何的话，就更近乎蛮横而强词夺理。按照这种逻辑，我们还可以这样做：

　　把养路费提到每月一万块，玩儿得起车就玩儿，玩儿不起车就不要玩儿，没有人强制你买车；

　　把卖早点的税收涨上去，干得起就干，干不起你可以干别的，没人强制你一定要卖早点；

　　学费，学费也可以涨上去，上得起学就上，上不起学就不要上，没人强制你一定要受高等教育。

　　如果按照这个思路，汽车厂的东西卖给谁呢？汽车厂的工人、周围大大小小的配套工厂和作坊怎么活呢？

　　卖早点者何以谋生？吃早点的咋办？按照这个逻辑，所有的小买卖最后肯定都会因为被课以重费而难以为继。

　　事实上，正是因为高企的税费再加上城管暴力，近几年来，我国个体经济者平均每年减少八十七万，这是什么？是就业，更是民生呀。

　　穷人还受不受教育？曾有一些经济学家强调高校应该高收费，然后拿出来作为奖学金资助贫困生。但问题是，难道穷人必须优秀到能拿到奖学金的水平才可以受高等教育？这样是否公平？如果按照这个逻辑，连低保都可以取消掉，谁让你不够优秀呢？何况，如何保证手里的钞票能够真正变成资助贫困生的奖学金呢？巨额的社保还不是被人挪用了？不是有人开着奔驰去领低保么？

　　荒诞而荒唐的逻辑！

　　记得上学时，有一句嘲讽哲学家的话，“我干吗要知道世界是什么样子？我只要知道它应该是什么样子就行了”。现在想起来，这样的哲学家才是真正的哲学家，如果世界不是“应该”的样子，他就不干。现而今从“应该如何如何”的角度去探究问题的读书人越来越少了，读书人越来越聪明了，也越来越实际了。

　　想起了吴宓教授，在西南联大教书的时候，此公上街闲逛，见某饭馆匾额居然大书“潇湘馆”，吴宓教授大概是林黛玉的崇拜者，于是上前挥杖打碎匾额，并在饭馆门前大骂，当时引来声援无数。这个读书人，太认死理。

　　但认死理的才是读书人，布鲁诺坚持日心说，认死理；马寅初坚持控制人口，认死理；谈家桢坚持孟德尔的遗传学说，认死理；中国古代的史官们不畏强势，秉笔直书，弄得君主都有所顾忌，还是认死理。可怕的是，读书人的心眼儿越来越活，越来越好使，都不认死理了。

　　再回头说说，救市的事儿，有人不赞成救市，大意是中国经济没有出问题，中国金融也没有出问题，不该救也不必救。

　　好比大楼里谣传着火了，于是人们惊恐地四处乱跑，随时可能发生拥挤踩踏，难道因为没真着火就可以不采取措施？如果不出措施，安抚人心，又会出现什么后果呢？

　　学者们不会不记得1929年的大崩盘吧。当时的胡佛总统就没有采取什么措施，不知是因为优柔寡断，还是没有足够的重视，总之，当恐慌已经形成的时候，没有什么能够阻挡。终于等到罗斯福实施新政，暂停股市交易，暂停银行营业。可是黄花菜都凉了，要不是二战，美国还要恐慌下去吧？怎么谈到中国的问题时，就把美国的教训忘了？

　　要笔者看，熊市不好。要不是熊市，中国石油能在香港一块多港币发行么？仨核桃俩枣就卖了？还有银行股们，让外资赚得盆盈钵满。如今在国内高价融资了，当初咋不多卖俩钱儿呢？

　　静下心来，好多事儿还是能想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