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管制者的反周期政策模式给投资者形成了一种预期，当市场过热时，政府会出紧缩政策；那么理所当然，在市场急跌时，政府就该出刺激市场的利好政策。如果政府有这样的行为时间一致性，那么市场的涨跌一定是按照投资者对政府行为的反周期政策预期展开的。虽然这种理性是相对于政策预期而言的，政策市味道浓些，但如果政府仅仅是在市场过热时出手，而在市场急跌时不作为，就会导致政府行为的时间不一致性，投资者由此失去了形成稳定预期的支点。

　　对管制当局来说，最喜欢的就是斟酌使用手中的经济政策。看到经济不景气了，赶紧采取扩张型的政策，如同给病人打了一针兴奋剂，期盼一针下去，病人就会活蹦乱跳；如果经济过热了，则相应的给一针安定，让参与经济的人冷静下来。如此这般，似乎整个经济系统就能够按照这只看得见的手翩翩起舞。早期的凯恩斯主义者就是做着如此的美梦的。并且这种反周期的政策思路也被大量用于各种市场的管制当中，市场过热，就泼泼冷水；市场变成一只笨熊，就来点利好猛料，让笨熊也愉悦地奔跑。

　　早期凯恩斯主义者的美梦实际上是很多知识分子的美梦。这些知识分子自认为懂得专业知识，具有高超的分析技巧，能够从经济指标的走势当中预判出市场变化趋势，并提前应对。从而，他们自认为能够创设出一整套政策体系，来诱使经济按照其设想的路径稳步向前。这种好似闲庭信步一般的境界，在三国时期的诸葛孔明那儿发挥到了极致。尽管后来的历史爱好者发现，其实孔明并不是一个神通广大的常胜将军，但这并不能阻止后人对他的顶礼膜拜。

　　这种崇拜与其说是对某个人的，还不如说是对自身的理性的。这些知识分子深信，自己的理性能够战胜市场，从而能够创设出完美的制度出来。市场如同其手中的一盘棋，而经济活动参与人不过是棋盘上的一颗颗棋子，棋子每一步移动，乃至最终结局，下棋者都了然于胸。可惜，下棋的人忽略了，棋子是死的，而人是活的。市场是一盘棋没错，但不是掌握在下棋的人手中，而是掌握在棋子手中。早期凯恩斯主义者恐怕一直都不明白，为什么盘面上的棋子总是不按自己的预想行事呢？

　　斟酌使用的经济政策模式没有考虑两个关键问题：一是人作为个体需要激励，并会对激励做出反应；二是人作为个体往往信息渠道有限，情绪容易波动，并没有理论所想象的那么理性。每一项政策都会形成或者改变某种利益格局，由此就对经济活动中的个体产生了激励，个体就会想出对策，来寻求在该政策下对自己最有利的结果。但由于个体的理性总是有局限，不仅政策制定者本身无法真正预见到个体可能获得的激励，以及政策所依赖的各种真实信息，而且个体面对政策寻求对策时，亦是如此。结果，无论何种反周期政策，都很难达到政策制定者预设的效果。当市场价格持续上涨时，管制者以为过热了，其实市场可能非如此；即使管制者判断正确，全力降温，市场参与者的过度反应会放大政策的不利后果；或者反应不足会延迟政策效果，结果调控可能比不调控更糟。

　　与其这样，还不如放弃斟酌使用的设想，政府仅仅公布一些基本的行事准则，让市场在这些准则之上自主运行。政府要做的，就是制定和执行规则，并对违背规则的当事人施以惩罚。听听弗里德曼他老人家怎么说吧，反周期的经济政策注定没有多少效果，还不如采取固定规则的经济政策！

　　按照弗里德曼的思想，市场管制就如同交通管制，红绿灯、车速、左行或右行等就是基本规则，在该规则之下，你是走路、骑车还是开车，慢走还是快走，都是你自己的事。有了基本规则，行人也就有了稳定的预期，不至于手慢脚乱，反而变得比较理性。反之，如果交警对每个行人都规定一种速度、走路姿势，并适时调整，不仅交警得累趴下，行人也无所适从，反而变得更加非理性。因此，通常情况下，市场中的参与人之所以非理性，多半是管制者逼出来的。由于管制者及其背后的学者自以为是，才导致了市场上的参与人日趋幼稚。

　　由此笔者联想到近期有关下调印花税的争论。有少数学者大声疾呼，坚决反对下调印花税，其理由就是政府救市不应该，投资者应该后果自负。这话听起来似乎没错。笔者也反对政府救市，想必很多学者都会反对政府对市场的过多干预。毕竟早期凯恩斯主义的影响早已经烟消云散了。问题在于，当管制者并没有采取固定规则的政策思路，而是采取斟酌使用的经济政策时，不救市反倒成了一个问题。

　　为什么说这是一个问题呢？道理很简单，管制者的反周期政策模式给投资者形成了一种预期，当市场过热时，政府肯定会出紧缩政策；那么理所当然，在市场急跌时，政府就该出刺激市场的利好政策。如果政府言行一致，表现出行为的时间一致性，那么市场的涨跌一定是按照投资者对政府行为的反周期政策预期展开的。换句话说，这样的市场也会有规律，有秩序，即比较理性，只不过这种理性是相对于政策预期而言，政策市的味道浓些。但是，如果政府仅仅是在市场过热时出手，比如提高印花税率，而在市场急跌时却装作听不见市场的呼声，那么就会导致政府行为的时间不一致性。

　　这种不一致性会带来严重后果。首先，投资者没有了形成稳定预期的支点。政策市固然不好，可好歹能够基于反周期政策形成预期，从而形成市场秩序。现在政府仅仅是一种不对称的反周期，即防牛的力度远大于防熊，并且这种力度是随意的，投资者根本无法基于这些行为来形成预期，也就谈不上形成理性和市场秩序。其次，防牛重于防熊，很显然对政府更有利，因为在市场过热时提高印花税率，单方面地增加了政府收入，是笔意外之财。如果在市场变熊了，政府却不作为，那么额外多征收的印花税在投资者眼中也就成了不当得利。果真如此，投资者就会把管制者的反周期政策视为对市场的掠夺。

　　大家想一想，这样的市场还会有秩序吗？还能有理性吗？部分学者一直指责A股市场的投资者幼稚，殊不知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管制者随意的反周期政策所带来的。因此，降低印花税不仅是解决不当得利问题，更重要的是重塑政府诚信、投资者理性和市场秩序的问题。市场的有序来自管制者行为的时间一致性，而做到这一点的最好办法就是按规则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