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政协常委 上海市发展改革研究院研究员

　　阿里巴巴·马云的路径是以贸易带动物流，引发金融需求从而介入借贷业务，而这正符合了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如果当初上海看到马云模式的广阔产业和市场前景，能把阿里巴巴的核心业务一并请到上海，支持其做大，不就能给上海建设“四个中心”增加了强大的带动力了么？不就可以借市场之力而非政府财力再造一个“百联”了么？

　　阿里巴巴·马云成了今年春天里的一朵彩云。它从哪里走、飘向何处，不断引起各地高层的关注。笔者的参与源自年初一个“上海为什么出不了马云”的高端问话。而此问话的一种解读本人正好有点积累。读者如有兴趣，可回看今年二月一日本专栏之“上海为什么出不了王石、马云”。

　　令笔者欣慰的是，不仅马云，而且衍生的小文，都引起了不小的、持续的关注。这令我驻足再思考，进而深入再了解。又有所得，谨与读者共享之：

　　其一，阿里巴巴公司是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国际贸易和中国本土贸易网络交易市场，是2007年中国居上海“百联”之后第二大综合商品卖场；2400万用户遍布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员工4400，另创造岗位带动社会就业过20万人。其所创立的“淘宝网”和“支付宝”用户均已超过4000万。新的业务还涉及管理软件开发，以及引人注目的金融业务——网上联保无抵押低息贷款——在浙江十城市先行试水。

　　其二，从1998年创业至今，阿里巴巴·马云的运营总部一直在习称“天堂”的杭州。因此，说马云没出在上海是对的，而说上海留不住阿里巴巴·马云，就有失偏差了。

　　但是，之所以说有偏差而不说毫无依据，是因为去年初做大了的阿里巴巴的确在上海撒下一片云，建了一个企业管理软件开发的子公司。可能还想借上海之势把这片IT云长足放大呢。但是它最终“飘”走了，今年1月，公司注册地搬回民营经济最发达的浙江老家去了。于是，就生出上海难留马云之叹，不出马云之问，以及后来广东赴杭探“云”而浙江紧张护“云”的轶事佳话了。

　　幸而笔者非地方长官，不必为一省一市GDP或财政收入的起落殚精费神；而作为研究者则应尊崇规则、规律，也不应对云来云往飘落谁家多说闲话。但经过近日的深加考究，觉得进一步探析阿里巴巴·马云的社会价值所在，应该是更有意义的话题。据本人的理解，对关注马云的政府（而非市场）来说，有三点特别有教益：

　　首先，阿里巴巴·马云的成功之路揭示了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某些规律，对受命大力推进服务业发展的东部地区尤其是大城市的政府富有启示意义：一是现代性：必须或尽可能地利用IT时代的所有先进技术工具去创造服务模式、内容和策略，去提升传统服务，拓展新的服务需求市场；二是服务性：应当真诚地服务于生产、服务于消费，服务于所有客户显在和潜在的服务需求。“淘宝网”为所有交易主体提供网上交易的便捷、低成本通道，就是一种尊重市场主体的服务文化的真诚表达和认真恪守，它失去的或许是一部分可得应得的即期收益，收获的长期价值是广大客户群、市场网络和社会信用。三是泛众化：要千方百计让社会所有个体、群体都能便捷地成为服务的供方、需方或中介方——只要他愿意。马云推“支付宝”、推企业管理软件，正是要让“淘宝网”的几十万中小客户、个体户甚至个人都能成为交易活动的合格主体。由此产生一个政府愿意看到的财富效应：让更多的民众和民营小企业能够通过专业化、简易化的经营活动，增加经营性乃至财产性收入，同时也享受服务优化带来的福利。如果忽视上述（或更多）的特征，沿用习惯的产业模式、工作方式去抓服务业，结果恐怕是竹篮打水，因为服务业的经济规律决定了企业小型化、民营化、大众化趋势，如马云之大的企业，毕竟只能是这个产业凤毛麟角的稀缺物品。

　　其次，服务业的抓手或揳入口（文件惯用语），目前应以贸易为重。此贸易是指大贸易、现代贸易，举凡内外贸、批零商业、电子交易、实体商业、服务贸易等等，所有传统的、现代化的商品交换流通形式均包含其中。所有这些贸易市场加总的大贸易产业，应当是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交通枢纽型大都市的现代服务业的龙头产业。由此产业的率先发展，必然带动运输业、金融服务业以及相关装备及修造业的发展。若没有贸易引起商品的流通进而拉升运输服务、金融服务的需求等等，反而力推金融、航运优先、超常发展，那请问运输什么？融资何用？现在，阿里巴巴·马云的路径提供了一个正面例证：他抓住了贸易，然后带动了物流，又引发金融需求从而介入借贷业务，而这正符合了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如果当初上海看到马云模式的广阔产业和市场前景，能把阿里巴巴的核心业务一并请到上海，支持其做大，其快速扩张的网上贸易乃至实体贸易，不就能给上海建设“四个中心”增加了强大的带动力了么？不就可以借市场之力而非政府财力再造一个“百联”了么？在这一产业发展的路径把握上，浙江的宁波做得相当出色：近年由内外贸易快速增长而引致港口航运业大发展，又为金融服务拓展巨大市场需求，内外金融机构大赚其钱以至有充分的实力和需求要在宁波兴建金融街——请注意：这是市场在做政府想做而做不了的事，而不是相反。

　　其三，服务经济的发展，优化体制尤为根本。回到上海留不住马云的话题。据称，软件公司的离去，与当地“环境太紧”有关。一紧，在于物理环境太紧。不要说找一块地难，就是找一个楼宇甚至大点的楼层都难，大量新增员工何处安身办公？二紧，在于管理环境太紧。早就说过，上海人善管，“七所八所”尤其能管。加上不正当的、不必要的、不上台面的管，更是令许多企业不胜招架而萌生去意，也令了解企业、体恤企业的基层管理部门极之难堪。三紧，在于政策不够宽松。服务业基本都是民营小企业，政府不厌其烦订立许多政策文件给予支持。但是经过自上而下的层层把关过滤，到基层已不知所云；即使有所了解者，要寻到政策门径、要拿到政策优惠，其难度不啻如华山登顶。如此这般，新政策便形同虚设，老规章安之若素，政策环境焉能不紧？难怪一片彩云本可添一亮色，环境条件合适下可能蔚为长天祥云广泽一方，却不幸回天乏力让它飘走了。

　　好在不论在上海在浙江，这片祥云总在国内，总是中国的企业，总在为增加百万就业岗位而奋斗。而由此留给上海的，虽有遗憾，也是激励：让上海由此反躬自省，看看管理体制、市场环境、方针政策是否有缺失，思想观念、路径模式、战略选择是否有完善的必要。若能因此而促进思想解放、改革深化、扩大开放，动员、支持更多社会成员创新创业发展服务业，则不仅“云”去非祸，反倒是上海之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