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骋骋

　　浙江财经学院金融学院副教授 经济学博士

　　“路径依赖”是经济学家诺思在解释制度变迁途径时提出的一个概念。诺思用它说明：当一个国家、地区一旦形成某种特殊的发展轨迹以后，都有着向原有路径走下去的“惯性”。路径依赖既可以使一个国家沿着正确的道路去形成良性循环，也可能被锁定在低效状态陷入恶性循环而不能自拔。而“提供路径依赖的钥匙是文化（诺思）”，这种“文化”就是制度经济学讲的“非正式约束”。它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是双重的：当与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相适应时，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强化激励机制，提高经济绩效；当与经济发展的要求不一致时，就会阻碍制度变迁与创新，从而影响经济发展。

　　强调文化对经济的影响其实并非诺思的首创，在他之前，德国人马克斯·韦伯早就有了这样的思想。他在1904年出版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比诺思的一系列名著如《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等要早半个多世纪。韦伯的这本书主旨即：世界各主要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与该民族的精神文化气质（Ethos）有着极大的内在联系。西方民族在经过宗教改革以后所形成的新教，对于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很大推动作用，而没有经过宗教改革的其他古老民族的宗教伦理精神，对于这些民族（如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则成为严重的障碍。

　　这一思想被后人概括为“韦伯命题”，其实质就是诺思后来的非正式约束问题，无非一个用社会学语言，一个是经济学语言。韦伯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从一个具体的经济现象展开讨论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差异的。在他生活十九世纪末的欧洲，他看到信仰天主教与信仰基督教新教的国家，在经济增长方面差异极为明显：新教地区经济增长快于天主教地区。他意识到：“确实无疑的是新教徒，不管是作为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不管是作为多数还是作为少数，都表现出一种特别善于发扬经济理性主义的倾向”。韦伯认为，经济与文化关系不可割裂：作一种经济现象，资本主义的出现，并不能简单地运用技术或生产力的函数来解释。欧洲各地经济发展的差异，乃至资本主义为什么只出现在近代欧洲，从宗教伦理方面可以找到原因，而宗教伦理包含在一国的文化之中。

　　扯了这么多，笔者想引出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同样在改革开放后，我国东西部经济差异如此之大？为什么同样身处东部沿海，浙江经济发展模式最受国人瞩目？笔者以为，浙江经济的崛起，或者“浙江模式”这一中国改革过程中通过诱致性制度变迁建立的市场经济模式，正是沿着浙江从古至今的浓厚经商传统这一路径形成的。而提供这种路径依赖的，正是浙江的历史文化传统。

　　历史上浙江学术文化流派纷呈，名人迭出，虽无严格的师承关系，但客观上还是存在内在一致的精神气质和价值追求，这种代表性的精神气质就是明清时期达到鼎盛的浙东学术文化。浙东学术以明清浙东史学为轴心，往上可追溯到先秦和古越文化、两汉时期的王充和南宋时叶适、陈亮、吕祖谦的事功之学，向下延续到清末民初领风气之先的浙籍著名思想家的学术主张。这种一脉相承的精神气质中，功用主义和务实传统可以说贯穿了浙江整个历史。

　　如果说春秋时代越王“卧薪尝胆”的故事，养成了浙江人坚韧不拔、勇于建功立业的精神气度，那么，帮助越王一战灭吴、之后又开创首位个人致富典范的范蠡，更是让浙江人的血液里浸透着经商的智慧。浙江人善于经营不怕吃苦，我想完全得益于这两位先贤留下的精神遗产。有人也许会说这样的追本溯源是牵强附会，那么我们可以看看先秦之后的浙江学术传统。

　　在东汉，思想家王充（上虞人）主张凡事应讲“验证”和“实效”，反对谶纬神学，这为后世来开创了一面“经世致用”的旗帜。到了宋代，浙江又出现为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他们批判“空谈性命”的朱程理学，主张“务实而不务虚”，讲求实事事功，关心百姓日用和国家社稷。对待商业，叶适、陈亮主张“义利并立”，强调“通商惠工”、“农商一事”。到了明代中叶，王阳明（余姚人）主张知行合一，反对冥行妄作，不光如此，他还身体力行，带兵打仗，文韬武略颇多建树。王阳明反对各种“侵商”、“困商”行为，呼吁“独商人非吾民乎”，秉承了以前一贯的思想。明清之际，思想家黄宗羲提出，治学的目的“大者以治天下，小者以为民用”。对待商业，他的论断是“工商皆本”。在古代中国，第一次明确地为商业正名，为商人说话正是这位梨洲先生。在他之后，万斯同、全祖望和章学诚等学术大家，也秉承了前代经世致用的思想并不断发扬光大。

　　以上浙江一脉相传的学术精神，集中反映了务实求新的思想传统，它不光在文人士大夫间传播，也深入民间，并一直绵延于古越大地。在这样一种文化生态下，我们看到的是浙江人从上至下对市场、商业普遍的文化认同。正是这样的文化认同，使得近代浙江各类民营经济在当代蓬勃发展。

　　浙江的历史先贤们没有料到，他们的思想除了给后人留下一笔宝贵精神财富以外，也为浙江创造经济上的奇迹提供了必要的智力支持。“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笔者以为，浙江经济的发展与其独特的区域文化之间的关系，正好印证了一百年前韦伯提出的命题，也为诺思的非正式约束理论提供了一个最佳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