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们应当对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精神及金融危机有清醒的认识，西方国家经常打着各种旗号，但背后隐藏的实质却是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精神。只有深入认识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实质，我们才能在应对目前次贷危机和粮食危机时，制定出相应的积极对策。

　　第一，在充分认识资本主义精神背后的道德危机基础上，要进一步认清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霸权的经济影响。

　　自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国际货币体系一直是以美元为中心的，处处体现了美元霸权。但是，美元币值的稳定与否完全要取决于美国国内的政治和经济需要，要取决于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元币值稳定与否的后果却要由全球来分担。

　　近几年来，日本一直在研究“失去的十年”，对美元霸权有切肤之痛。上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的经济如日中天，美国感受到了极大威胁。于是，美国就逼迫日元升值。当年，美国对日本提出了四个问题，这与目前美国对我国提出的四个问题有许多似曾相识之处：一是货币太弱；二是金融市场不开放；三是过渡依赖外需的经济优势，也就是出口导向，出口占的比例太高；四是储蓄投资不平衡。美国认为，这四个问题构成了对全球经济稳定的重大威胁。

　　在美国的压力下，日元开始升值。在1984年至1988年间，日元兑美元从260日元兑一美元左右，一度突破100日元兑一美元，日元升值幅度很大。日元汇率升值，引起了大量国际资本流入，使得日元资产产生了巨大泡沫。以房地产为例，当时日本东京市皇宫的地价相当于美国整个加州地价，东京市的地价甚至超过了整个美国地价。那时，日本电话电报公司得的每股股价最高时曾达到350万日元，公司股票市值曾超过了整个德国股市市值。在日本资产价格的巨大泡沫破裂以后，引发了日本经济的严重通缩，使日本经济元气大伤，十年都未缓过劲来。

　　当前，我国也面临了来自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同样压力，这集中体现在人民币升值、金融市场开放和贸易平衡等方面上。面对这些压力，我们应在立足和认清国情的基础上加以积极应对。

　　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我们应始终坚持主动性、可控性、循序渐进的原则，通过合理升值防止输入型通胀，合理调节国际收支，同时避免因升值过快过大引起热钱的大量流入推高资产价格、变相推升通胀、并严重削弱出口竞争力、造成出口企业困难、失业率上升、影响社会稳定等情况的出现。

　　在金融市场开放方面，一方面，我们应始终坚持改革开放；另一方面，要把握我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速度，认清我国金融业参与国际竞争的真正实力和金融监管适应金融业国际化的真实差距，避免金融市场过度、过快开放对金融业带来系统性风险。

　　在贸易平衡方面，我们既要适度调节国际收支平衡，更要关注贸易项下的资本流入，要强化资本项目管理，防止热钱涌入带来的流动性过剩及由此引发的资产价格泡沫。

　　第二，对全球粮食危机背后的战略讹诈要有清醒的认识。

　　资本主义精神的实质就是利益诉求。在美国，已有战略研究机构提出，要把粮食作为一项战略性资源，甚至要视为比石油更重要的战略性资源。如果全球粮食危机进一步恶化，就可能会出现以粮食作为战略性资源的战略讹诈。

　　从目前来看，我国的粮食供求基本保持平衡，但从长期看也面临着供给偏紧的挑战。所以，我们保护好耕地，加大对农业的投入，这是涉及到民族未来的一个战略问题。我国现在人均耕地1.4亩，只有全球人均耕地的40%，总体上耕地还在减少。保护好耕地就是保护农业的命脉，就是保护我们的未来，保护我们子孙后代。

　　在保护好耕地的基础上，应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均耕地少、人均水资源短缺的大国，加大农业投入是提高粮食产量、确保粮食安全的必由之路。今年，中央财政安排“三农”支出5625亿元，比上年增加1307亿元，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只有加大对农业的投入，才能在不减少耕地或者耕地减少的情况下，提高农业的产量，稳定粮食的供给。

　　在国际粮食危机面前，我们之所以能从容镇定，就在于我们的粮食供给还比较充分，目前我们的粮食储备在2亿吨-2.5亿吨之间。另外，主要农产品如大米、小麦、玉米的供求也基本保持了平衡，大量进口的农产品仅为大豆。

　　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国际贸易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粮食安全问题。因为，如果一旦出现了全球性的粮食供给短缺，粮食就会成为战略讹诈的工具，国际贸易不仅解决不了粮食安全问题，而且还会成为国家经济安全的重大隐患。

　　金融安全和粮食安全关乎于国家安全。从认识资本主义精神实质来看待当前的次贷危机和全球粮食危机，或许能为我们应对国际挑战提供一个很好的观察视野，帮助我们制订出正确的金融政策和粮食政策（包括国家经济安全政策），抵御外部环境对我国经济的不利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