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近期SEC与FED的救市动向来看，除了对传统私人商业金融机构，包括房地美、房利美、美国国际集团等进行国有化改造，以降低其经营风险以外。对冲基金也已成为其主要约束的对象，据主流媒体披露：SEC在近期不仅严格限制了对冲基金的卖空操作，同时传唤了20多家对冲基金，调查他们是否在贝尔斯登、雷曼兄弟等大型金融机构危机爆发时散布谣言或滥用卖空行为，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事实上，如果追朔到2007年初以来的救市历程，美联储与布什政府已经连续在金融市场中投入了大量的流动性，其市场干预规模早已远超最近的7000亿美元救市计划。但是实际收效却相当令人失望，房地产市场依然不断恶化、金融信贷紧缩未有起色、宏观经济却不断跌入低谷。

　　因而，对于美联储和布什政府而言，一方面继续扩大救市规模，以弥补更大的市场漏洞；另一方面寻找合适的“替罪羊”以转移公众关注压力，并在即将到来的美国大选中为自己的政党和个人获得更有力的政治资本成为布什政府与相关部门的实际政治驱动力。

　　要寻找对此次次贷金融危机的主要责任方，必须从次贷危机爆发的源头——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谈起。源于21世纪第一个十年初期的房地产市场泡沫要追溯到格林斯潘担任美联储主席时期。当时美国政府与美联储在2001年IT泡沫破灭之后，转而寻求以美元贬值、降低利率的货币汇率政策刺激宏观经济的复苏。而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则可以说是过度宽松货币汇率政策下的产物，再加上世界各国对于房地产、不动产市场的热炒，美国房地产自然成为市场各方所追捧的对象。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美联储与美国政府并未对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潜在的风险有准确的评估。不仅格林斯潘在各种场合上发表低估房地产市场风险的言论，就是美国政府各方也并未对此产生足够的重视。据最近美国媒体发表的一篇题为《美国金融危机是有意忽略还是蓄意图谋》社论指出：美林公司北美地区首席经济学家戴维·罗森堡在2006年底就说：“美国房地产市场的暴跌将会是2007年经济展望中最大的风险”。然而，美联储却没有采取应对措施。

　　在一个将自由市场经济视为圭臬的国度中，放弃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会被认为是对神圣体制的亵渎。即便是短时间的国有化干预，也是为了拨乱反正，促进市场经济更为健康的发挥其作用。机构与投资者在市场中自由买卖，而政府通过收取税收，担负起监视市场机制有效运作，防范市场运行出现意外恶化。

　　从上述对自由市场竞争的基本解构中不难看出政府的不作为，或者更为直接的说，是对风险认识不清，监管不力造成了目前次贷危机的不断恶化。甚至可以说，即便是目前美联储与美国政府对于次贷危机根源——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的认识依然存在误区。目前宏观经济与金融市场的衰退的确源于信贷紧缩，但是信贷紧缩的根源在于房地产市场萧条。如果单单从金融机构角度出发转移次贷不良资产，而不是从次贷最初资产——居民还款能力下降与房地产市场相互冲击而形成的“负反馈”机制出发，这场金融经济的动荡仍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史上历次金融经济震荡的发生，包括1929年大萧条、1997亚洲金融危机在内，要么就是起源于实体经济，要么起源于主要金融市场，如汇率，证券市场等，房地产市场往往是作为金融经济并发市场存在，而非原发市场。而此次房地产市场恰恰扮演了金融经济危机原发市场的角色。次贷危机源于房地产市场泡沫的破灭，进而威胁到金融市场的稳定，并最终通过金融信贷渠道将危机传递到实体经济。这一危机的作用机制和通道是以往危机所不完全具备。也正是忽略了这一点，导致美联储专注于传统的货币、金融与实体经济领域而忽略带有金融功能的次要市场的危机防范。

　　换个角度来看，这也充分表明了现代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致使其已经产生了与以往相比质的变化。尤其组合抵押证券化金融创新的出现，虽然从微观上为初始投资者提供了转嫁金融风险的工具。但是从监管者宏观的角度来看，金融风险并未消失，仅仅是从一个银行信贷市场转移到了抵押贷款证券化市场而已。

　　与此同时，在风险与收益对称的市场经济机制下，不论是哪种金融创新，只要初始资产出现问题，同样会在终端产品上有所反映，甚至部分可以通过保证金交易机制放大收益与损失，致使金融损失远超实际初始资产的损失。房地产市场泡沫一旦破灭，终端衍生证券市场同样面临着不可挽回的损失，最终通过金融通道传递给实体经济。

　　此外，美国政府在最近二十年来推动的金融行业放松监管操之过急。不管是推动混业经营、还是分业经营，经营风险始终是无法回避的问题。从客观的历史经验来看，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所推崇的混业经营更需要有力的监管措施到位。然而，实际上美联储放松监管导致了金融风险的积聚；而混业经营则助长了不同金融机构之间的“防火墙”塌陷，金融风险迅速在不同金融机构之间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