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玉贵
法国学者布罗代尔，曾对三种形式的资本作了如下比喻：“工业资本主义为圣父，商业资本主义为圣子，其地位最低，金融资本主义则是贯穿一切的圣灵（其地位最高）。”看来，一向浪漫的法国人在诠释“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时既浪漫更现实。
布罗代尔的话至今仍未过时，即便雷曼、美林乃至AIG、大摩已经阵亡或者千疮百孔，即便曾经坚不可摧的华尔街金融堡垒大面积坍塌也不能否认金融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枢纽作用。错就错在美式资本主义的极度贪婪，无限放大了金融在财富创造与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在经济金融化逻辑安排下，美国经济活动的中心偏离了物质产品的生产，集中到金融资产的管理、流动和增值上来。结果，以金融为代表的服务业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实体经济。1990年美国广义金融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首次超过制造业以后，金融业越来越成为美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尤其是科技股泡沫的破灭，更坚定了美国大力发展金融产业的决心。1999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该法案规定，只要银行能够操作充足的资本，就允许其扩大服务范围和拓宽业务领域。与此同时，美国不断地把制造业转移到境外，致使美国经济的虚拟化程度大大提高。美国衍生金融产品的市值曾达300万亿美元，是美国GDP的23倍，是股市和地产总值的11倍。即便被普遍认为资产质量很高的花旗银行，在其2万亿美元的总资产中，表内资产也只有6000亿美元，其他1.5万多亿美元的表外资产都是CDO等衍生金融产品。而雷曼兄弟的资产结构中绝大多数都是高风险的房地产抵押债券资产。现在看来，次级按揭贷款这个看起来很普通的金融衍生工具之所以成为引爆美国金融危机的导火索，既是因为美国房地产泡沫破灭引致房屋抵押贷款的来源被切断后经济增长预期的恶化，也是因为在金融衍生工具数学的支撑下，华尔街推出的一个个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衍生品使得风险评估无法跟上产品的开发，最终导致金融机构愈加强大的同时也愈加脆弱，而且这种由金融衍生品引起的损失一般很难发现，等到最终暴露出来时候，要想及时止血为时已晚。
这是一场没有赢家的全球浩劫。尽管布什政府展开了大规模的急救行动，美国经济不至于因此崩溃，但美国可能已经没了像当年日本那样在泡沫破灭后能够逐步恢复经济系统的功能。日本经济结构中金融业的比重低于美国，其制造业在经济总产出中的比重一直保持在30%左右，1990年资产泡沫破灭后，日本始终保持着贸易顺差，丰田、日立、松下等超级企业的出口利润为日本银行业消化不良债权提供了来源，为日本经济走出长期衰退创造了条件。而且日本近2万亿美元的海外资产可观的年收益又大大增强了日本金融体系修复的动力。反观美国，其经济不仅存在着严重的内部失衡，而且外部失衡亦很严重，在这种约束条件下，美国若要通过正常手段恢复金融体系愈发显得艰难。
可见，经济金融化既可以把美国经济推上云端，也可以成为美国经济走火入魔的重要推手。如果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严重倒挂，即使是一个看起来很普通的金融衍生工具也能制造一场金融瘟疫。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场金融风暴来得及时，理应引起各国关于经济发展路径的彻底反思。
然而，笔者最为担心的是美国可能不愿正视其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严重倒挂后引致的经济风险，不肯反思其饮鸩止渴的经济发展模式，不肯在清舔伤口的同时通过刮骨疗医来建立确保经济健康发展的金融体系，而是仰仗自己的美元霸权，在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经济全球化逻辑安排下，通过开动美元印钞机来向别国转嫁金融危机。其实，从美国既往的对外经济政策来看，美国是完全有可能继续采取这种不负责任经济政策的。由于短期内美元危机的爆发缺少时间和制度性底蕴，没有哪个国家敢于轻易抛弃美元，因此，美国通过美元贬值来辐射华尔街泡沫破灭的金融风险、在全球范围内分摊次贷成本的可能性一点也不能排除。
华尔街金融大厦的崩塌，不仅应该引起美国人对自己经济发展路径的彻底反省，更值得那些一直视美国模式为标杆的后起国家的反思。尚未完成工业化的中国，如果在实体经济基础不很巩固的情况下就迫不及待地向服务经济转型，将更多的经济资源投入到易受国际市场影响与国际资本控制的金融产业中，不仅会欲速则不达，更有可能在重心不稳、经济免疫力不强的情况下，自绑金融炸弹，自吞金融苦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