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 东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
“所有‘人性的’精明都在指向一件事，那就是尽可能不负责任地生活。” 这是丹麦哲学家克尔恺廓尔于19世纪中叶看到教士们怂恿人们逃避生活责任时所发出的指控。
经过了一个半世纪，克尔恺廓尔的这一指责一点也没有过时。或许，“人性的精明”就在于寻求不负责任。太多的事例表明，所谓“康德第二命令”——“永不把他人当作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而是始终把他人本身当作目的。” ——也就仅仅是这位智慧老人的一厢情愿而已。
世俗生活里，总有人喜欢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将水搅浑，掩盖自己的无能并趁机“浑水摸鱼”，这类人的“混世精明”，就在于唯恐事情简单透明而高效。相反，但凡没有忽视克尔恺廓尔式“伦理生活” 的人，都会讨厌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那些极少数真正具备“社会理性”的优秀人士，无不是回归简单而看重透明高效的智者，因而他们的“人性精明”在于寻求更大的责任。
由此观之，在市场活动和人际交往中，以及在企业管理和更加宏大的社会活动中，远离以至拒绝那些只是擅长将简单问题复杂化的人，绝对是一个明智的理性选择。想想历史，看看周围，各位肯定不会反对我的这一建议。
眼下，国际金融市场的巨大动荡及其演变而成的“百年不遇的”危机，不正是在一味追求复杂化过程中所呈现出的极度不负责任么？
曾经不可一世的“华尔街牛仔”们，只是记住并无限扩大了阿基米德“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把地球撬起”的豪气，却忘记了起码的常识。他们将物理学上的“杠杆”搬到了金钱世界里，倒是把“世界财富”撬了起来，但没想到无限制使用“杠杆”的结果，是将那“金色地球”撬到了他们自己都看不到的天上，并在大吹大擂之际，却被从高空迅速下落的“金色地球”不偏不倚重重砸倒在地。相当一部分人恐怕再也爬不起来了。
这次还远望不到边的金融危机，起始于美国的债券市场。原本，债券是最简单的金融工具。但多少年来，人们并不满意于“单一现金流”的直线式债务债权契约，并以此作为定价和交易的基础，总以为这太“平淡无奇”。于是，在“金融创新”的号角下，“金融工程师”们将简单变复杂，创制出了“多种现金流”混合挤压式的债券，并被作为“衍生产品”广泛在市场上交易。这种曲线了又曲线的债权债务关系被不断繁衍的结果是，无论发行体、投资者，还是评级机构、经纪商，根本无法分清“现金流”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具体分布，或者压根儿就不知道所持债券的“现金流”到底在哪里。
不管作为最初始的不动产抵押贷款在信用级别上是“优先级”还是“次级”，当被包括投资银行、信用评级公司、保险公司、地区性和全国性住房抵押信贷机构、商业银行、基金管理公司等在内的形形色色金融中介多次不断参与策划和倒手后，这一原本简单明了的债权债务关系，就衍生出了ABS、MBS、CDO、CMO、ARS等，中间还伴生着CDS等。几乎所有金融圈里的人，将他们所有“人性的精明”，似乎都放在了如何将金融产品复杂化上，使得这种“创新”链条越来越长，越来越复杂，也越来越无序。最终，被复杂到只是将那些眼花瞭乱的“产品”当成赌场上的符号，炒来炒去。或者，在被各类销售中介、多种“信用增级措施”和顶尖级信用评级机构抹上一层层厚厚的脂粉后，被渲染成一位艳丽而灼热的交际花。但实际上，不仅俗不可耐，而且简直就是“皇帝的新装”。“华尔街牛仔们”其实心里也明白，但谁也不站出来说破。末了，只好由一场“百年不遇的”大危机来揭穿和结束这一切。
现在看来，那些当时对“皇帝新装”赞不绝口的投资银行、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无一不是极度不负责任的自欺欺人者。但谁都知道，如此疯狂追求复杂化的机构和个人，无不是为了各自能够一劳永逸地获取暴利。而他们也确实如愿以偿。当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金融大机构轰然崩塌时，他们都带了一顶金色的保护伞飘然离去。而为那些“金伞”付钱的，却是普通的纳税人和整个世界经济金融。
在中国当前的经济社会，这种处处规避简单而不负责任的情形并不比华尔街差。无论是各级行政司法等公共权力机构，还是国有金融与非金融企业，那些权力和资源掌控者中的相当一部分，最为擅长的事情就是将简单变复杂。而这一复杂化的过程，也无不是将公共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小团体化和个人化，以及小团体和个体利益法制化的过程。最后只剩下真正简单的普通民众，成了最简单直接不过的利益牺牲者。
我如此批评将简单之事复杂化，提倡回归简单，并不是说不要创新，更不是倡导仓促行事甚至鲁莽。因为，观察历史就会发现，不管是技术创新，还是金融、经济和社会制度创新，凡属对人类进步有积极作用的真正创新，无不是将看似复杂的事情条分缕析后，化繁为简，便于人们使用。更重要的是，简单，意味着一种透明、广泛参与和高效。所以，凡事，一旦化简为繁，不是没有主见和无能的体现，就可能是不负责任的私利过度膨胀的征兆。
如此说来，不管是推动中国金融的创新，还是促进中国行政司法、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如何尊重事物的本性，避免化简为繁，尽量做到简单实用，就不仅是关系到创新和改革的效率问题，还涉及公开、公正的问题，更是一个如何将“人性的精明”引导到对自己负责任也对他人负责任的文明推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