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业安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本栏上次说到美国的很多家庭基予信用的消费模式实际上波动很大,同时也给金融市场带来了潜在的风险。本次危机实际上让我们看到了美国消费社会的某种缺陷,从而使得我们今后在形成自己的消费社会模式时,能够谨慎些。当然,一些人可能不同意我对美国消费社会模式的批评。的确,基于信用的消费能够最大限度地刺激家庭的消费需求,为经济的增长创造条件。问题在于,当一个经济体沉湎于以信用为基础的消费时,就可能出现信用扩张过度,或者说信用扩张偏离了基本面太远。在次贷危机爆发之前,美国的家庭信用消费的确走得太远了。基于个人未来收入的产品创新是非常脆弱的,一旦缺乏有效的信用评级和风险管理,那么信用消费就可能给金融和实体经济都带来灾难性后果。
可能有些人要说,关键在于银行的自律,如果银行不是贪得无厌,那么信用消费就不存在上述风险,就值得大力提倡。笔者并不反对信用消费,但主张采取更为谨慎的态度。花钱保守点没坏处。在经济衰退或者萧条时期,银行自身难保,无需外界指责,也会谨慎从事。而在经济繁荣时期,持续的增长以及持续上扬的资产价格很容易让人迷失。无论是家庭还是金融机构,面对向上的经济,都会产生某种程度的过度信心,并且相互强化和传染,最终成为吹大资产价格泡沫的情绪根源。说到底,人都有弱点,都存在理性的局限。经济繁荣时期的过度膨胀为泡沫的破灭以及后面接二连三的危机埋下祸根。
银行事前想不到这些吗?银行的决策也是人做出的,家庭可能犯的错误,银行同样也会犯。让我们想象一下银行可能的心态吧。在经济繁荣时,资产价格的上扬以及居民收入的上涨,都为银行放松信用提供了理由,于是银行就根据经济的基本面状况实施较为宽松的信用政策。人的本性,总是好了伤疤忘了疼。此时,各方面的舆论都在传递着一个不败的神话:经济萧条或者衰退将成为历史!了提升业务和盈利,银行开始加大竞争力度,由于银行的大量利润来自中间业务,这就使得家庭获得信用的门槛以及额度都开始变得越发宽松。住房也可以用来换取消费的资金了。表面上看,一切都那么顺利,消费增加,带来总需求的增加,从而有利于经济增长;经济持续增长,家庭收入和资产的财富增值又进一步增加,形成了良性循环。美国进入上个世纪后半叶的繁荣期时的情况,不就是如此吗?
银行知道潜在的风险吗?我想应该是知道的,但银行会出现行为决策方面一个常见的现象,那就是拖延。这也是我们经常面临的心态。当意识到某件事情需要处理时,总是想再等等,总想着等风险释放前再去管理。银行对自身的机动能力太自信了,一如人们对自己的决断力非常自信一样。但我们都吃过拖延的亏,当风险出现时,银行突然发现,已经来不及收场。银行的管理者不免短视,当存在近期的巨大利益时,不择手段地赚取即时利益,而忽略了远期的风险。这一点和我们每个人的日常决策多么类似。我们在进行消费决策的时候,也会采取某种拖延。眼看入不敷出,不得不依赖银行的信用才能得以持续,但我们总是在想,等明年涨工资了,赚钱了,可以完全应付目前的消费水平。我们不是采取某种克制消费的态度,而是拖延这种克制,结果当经济不景气出现时,我们忽然发现,这种拖延可能是致命的。
从行为经济学家的视角看,拖延在很多时候是好事。比如把某个方案搁置一段时间再来讨论,会在更为冷静的心态下以及更为充分的信息下评估该项目,从而减少犯错误的风险。或者说,拖延有助于克制我们自身的内在冲动。但拖延在很多时候下也会带来不利后果,会导致决策者失去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会增加决策成本等等。就消费决策来说,银行在风险控制方面的拖延,以及家庭中克制消费方面的拖延,都把信用消费的风险放大了。这就说到行为经济学家经常在消费决策时提到的一个问题:如何让决策者更有效的自我控制?理性越强的人,自我控制的能力越强,但我们都有理性的局限,从而都存在自我控制无法做到的弱点。这就需要恰当的机制来克服这些弱点。
按照行为经济学家的观点,要做到自我控制,不能通过政府等外在的强制力,而是要通过产品设计本身来诱发个体或者组织的自我控制动机。在计划经济时代,通过计划指标来强制家庭消费和储蓄,剥夺了家庭的自由选择权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要在不改变家庭自由选择的前提下提高家庭的自我控制能力,还得依靠金融创新。或者说,当社会试图基于信用来刺激消费的时候,要同时设计出某种金融产品,来诱使家庭克制消费,从而使得家庭在消费决策上能够谨慎权衡。一些行为经济学家设计了某些社会保障产品或者储蓄产品,的确能够帮助家庭克制消费。同时,除了要诱使家庭学会自我控制外,对银行同样如此。这就要求银行监管机构在鼓励银行金融创新的同时,加强金融产品配比性的审查。比如基于个人收入的信用产品存在一个非常大的风险,那就是无法化解个人未来收入波动的风险,于是耶鲁大学的希勒教授就提出了一些诸如生计保险之类的产品,用来帮助个人管理未来的收入波动风险。如果金融产品相互之间是配比的,并且能够对冲风险,那么我们就不会对金融创新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