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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韩都实施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美欧经济步入衰退以及新兴市场经济体增速显著下滑，使得三国面临的外部需求急剧恶化，而国际金融机构的去杠杆化导致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方向与规模发生巨大变化。中、韩面临短期国际资本流出，日本则面临日元套利交易平仓而带来的短期国际资本流入。近期韩元对美元大幅贬值，日元对美元显著升值，可以说都是资本流动惹的祸。
尽管10年前爆发了金融危机，但近10年来韩国居民、企业与政府再次举借了很大规模的美元债务，外资对韩国金融体系与资本市场的渗透极深，韩国再次出现了经常账户赤字，因而是三国中受本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冲击最大的国家。今年以来，韩元对美元汇率已累计贬值约40%，韩国央行不得不利用外汇储备干预外汇市场，目前韩国外汇储备约为2400亿美元，但每个月韩国央行就被迫在外汇市场上出售200亿至300亿美元。如果形势进一步恶化，且韩国不能获得国际组织或邻国救援，一旦外汇储备耗尽，韩国极有可能再度爆发与10年前类似的货币危机与金融危机。
过去的惨痛经历与当前的现实分析均表明，IMF有限的资金池难以满足目前许多国家的融资需要，是不能指望的。在这种情况下，韩国率先倡议在中日韩三国之间建立危机救援基金，向外汇储备存量占全球头两位的两个邻居求援。而中日两国积极响应了韩国的倡议，三方一致同意扩大三方之间在清迈协议下的双边货币互换安排，为韩国提供了超过400亿美元的额外资金。而更重要的是，中日两国的援助承诺，有助于韩国金融市场上的投资者尽快恢复信心，遏制资本的进一步流出。
除了帮助韩国缓解次贷危机冲击的直接意义之外，中日韩三方金融合作提速，还具有如下几个重要意义：其一，这意味着东亚三国未来将会加速直接的金融合作，而不是继续通过借道东盟来完成。由于中日韩之间的历史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三方的制度性合作向来缺乏坚实基础，因此三国均通过加强与东盟的双边合作来间接推进东亚区域性贸易金融合作。例如，三国都分别与东盟开展了自由贸易区谈判，而三国之间的相应谈判则有所滞后。而次贷危机的爆发则使得三个国家增强了一损俱损的危机感，从而促使各方加快了求同存异的合作进程。
其二，这意味着作为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制度性成果，清迈协议在不远的未来可能更进一步。目前清迈协议框架最大的两个问题是：货币互换是双边的而非多边的，这意味着资金不能得到充分利用。例如，假设中日、中韩、韩日各自的双边货币互换是200亿美元。如果韩国金融局势恶化，韩国最多可获得400亿美元的互换额度。如果把货币互换协议多边化，则韩国最多可获得600亿美元的互换额度。多边化的货币互换协议其实与亚洲货币基金已经非常相似，这相当于在东亚储备库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但同时需要建立一个中日韩之间的金融合作协调小组。这个小组负责对多边化货币互换协议乃至货币基金的管理。另外，货币互换仍然没有与IMF的贷款条件完全挂钩，这极大限制了各国实际上能够获得的互换额度。未来各国应该将货币互换与IMF的贷款完全脱钩，只要双方同意就能够动用100%的互换额度。
与欧盟相比，东亚地区同样存在货币一体化的基础，而且区域内贸易与投资已占到总贸易与总投资的相当比重，这些国家的经济结构更加类似，利用统一宏观经济政策应对不对称性冲击的能力更强。困扰东亚地区货币合作的主要障碍在于政治问题与历史问题。日本不能直面历史成为整个东亚货币合作的死锁。因此，东亚货币合作通常具有危机推动的特征，即只有大规模危机的爆发才能够帮助各国暂时摆脱政治历史考虑，将区域合作向前推进一步。10年前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催生了清迈协议，而当前的次贷危机则有机会把东北亚区域金融合作继续向前推动。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国际金融研究中心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