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问题，关于当前形势判断中存在的三种倾向。

　　一种倾向是低估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首先是低估了美国金融危机自身的严重程度；其次是低估了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再次是低估了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沿海经济的影响。

　　第二种倾向是将当前中国经济形势的恶化统统归因为国外金融危机的影响，忽略了国内泡沫破裂的影响。其实，我们的泡沫破裂早在美国金融危机影响到来之前就开始了。最早是在2007年6月，普洱茶价格出现暴跌；然后2007年底开始股价暴跌，至今已经跌去三分之二；然后从2008年开始房地产价格出现了松动。因此，实际上是内外两个泡沫破裂的碰头了，才导致了需求的急剧萎缩，而需求急剧萎缩，正是泡沫破裂的典型特征。

　　第三种倾向就是把当前中国经济形势恶化归罪于宏观调控，认为都是宏观调控惹的祸。我认为宏观调控本身还是对的，但问题出在哪儿？问题出在一是调控的方式上，依然是靠行政审批，靠贷款规模控制等行政性调控方式。更大的问题还在于宏观调控慢了半拍，本应是“逆周期调控”，最后变成了“顺周期调控”，加速了经济的快速下滑。

　　2005年和2006年以来的我国宏观经济形势与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情形非常相似。尽管我们一再提醒，但依旧还是重蹈覆辙了。

　　第二个问题，关于明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取向，目前也存在着三种观点。

　　一种观点是结构调整，认为只有经济下滑的时候才能够真正推进结构调整。因此主张加大力度进行结构调整。

　　第二种观点是扩大内需，担心经济下滑幅度过大，担心深度调整之后经济起不来。

　　第三种观点是经济工作会议的提法，“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就是结构调整与扩大内需相结合。

　　我的主张是，一手抓扩大内需，一手抓结构调整。但无论是扩大内需，还是结构调整，都必须依靠改革。

　　我认为，现在需要正确地、全面地总结我们在1998年时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的经验。在1998年，一方面，我们是靠积极的财政政策；另一方面，国外经济形势大好，导致我国的出口快速增长。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工作重心在很大程度上是放在了改革方面上。

　　比如说：首先，中央做出了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决定；国家经贸委提出“国有企业三年脱困”的目标。其次，赋予了民营企业以出口自主权；再有就是国家经贸委成立了中小企业司。再次，推动住房制度改革，停止了福利分房，启动了房地产市场。第四，实行国有银行改革，先后成立了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了14000亿元不良资产，从而也减轻了银行的负担，这为国有银行改革做好了准备。第五，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成立了全国社保基金，等等。所以，我认为要全面地总结我们应对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一些经验和教训。

　　第三个问题是，如何应对金融危机。

　　我认为，首先是要建立金融安全网。现在的金融安全网不健全，三大支柱还缺少一个存款保险制度。其次是健全社会安全网。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以后，之所以没有发生大的社会动乱，主要是因为日本的社会安全网比较健全。这个事情是马上要做的。

　　再有一个是铁路体制改革。铁路不改革的话，几万亿投进去很可能要打水漂的。因为，目前我国的铁路体制是最落后的——政企合一。如果铁路体制能够大幅度地进行改革，分拆、改制、上市，能够带动多少民营资本进来？所以，铁路改革是垄断行业改革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最后，我认为，推进改革一定要有一个组织机构，这个机构的层次低了不行，必须是高层次的，需要跨部门来协调才行。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