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玉贵
上帝欲使其灭亡，必先令其疯狂。
当一只看不见的手将“耻辱”标签贴在美国一向引以为傲的现代金融理论与金融模式上时，无论是参加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精英还是像乔治·索罗斯这样的另类资本家，都不得不承认“有效市场假设”理论（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已寿终正寝。
集万千之宠于一身的“有效市场假设”理论，一度被认为是只可以完善不可以被推翻的经典经济学中的经典，不仅令那时在全球金融界说一不二的格林斯潘为之痴狂，几乎成为了现代金融理论难以逾越的巅峰。可以说，华尔街的繁荣与暴利、美国金融模式的优越与傲慢、乃至美国对世界其他国家的金融掠夺，都离不开“有效市场假设”的“突出贡献”。正如《泰晤士报》所说，有效市场的理念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经济政策和金融监管中占据主导地位，而且不断向全球推广。
也许，尤金·法玛，这位“有效市场假设”的创立者起初并未料到他的理论后来竟有这般魔力。不得不承认，简洁明快的“有效市场假设”的确体现了经济学家们一直梦寐以求的东西，即，市场均衡。因此，“有效市场假设”实际上是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在金融市场的延伸，与古典经济学可谓一脉相承。不过，该理论本身就是经济政策的乌托邦。而这不能怪尤金·法玛，他并没有错。谁都知道，经济学假设是经济理论研究的必要前提，提供的只是一种参照系或坐标。其实，只要我们关注一下“有效市场假设”的前提，即“在一个充满信息交流和信息竞争的社会里”，它只是一种假设而已。真实经济世界是不可能存在信息对称与完全竞争的。因而尤金·法玛所说的“只要市场充分反映了现有的全部信息，市场价格代表着证券的真实价值，这样的市场就称为有效市场”这句话并没有错。错就错在一向高傲的美国财经领袖在面对一群唯利是图的华尔街金融寡头时，居然把经济学假定当作制定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他们不仅忘了，市场有效性的关键在于建立上市公司强制性信息披露，大概也忘了70多年前罗斯福总统为了拯救美国经济是如何与大财团的自利行为不懈较量的，可能也忘了本国学者阿尔贝尔的逆耳忠言：“资本主义越是成为短期财富的创造者，就越会成为长期社会价值的破坏者”。
于是，在极度贪婪与自私的某些“经济人”面前，过于理想化的假设不仅不能起到很好的市场约束作用，反而极大地纵容了金融寡头们的自利行为。甚至，当全球都在声讨一小撮金融寡头们的贪婪行为将世界拖入危机与衰退的“泥淖”时，参加达沃斯年会的金融危机祸首们竟然“毫无悔意”。对此，就连《卫报》也看不过去了。更雷人的是，面对奥巴马的痛斥，华尔街反而极力辩解，说奥巴马不懂华尔街运营规则。这倒也让世人看清了一点：华尔街金融从业者的道德约束力究竟在什么水平上。
“有效市场假设”失灵，不仅把现代金融理论以及建立在该理论之上的美国金融模式推到了改革的十字路口，还标志着主宰世界经济理论达330多年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范式危机。深受牛顿体系方法影响的现代主流经济学,经过一代又一代经济学家的推动和多年的“精雕细琢”，已经形成了一套看起来十分成熟并一脉相承的分析范式。“经济人”理念、完全信息、完全理性等早已成了现代经济学的标志性符号。西方主流经济学崇尚演绎推理的形式主义的表述方式，形成了犹如“水晶球”般精巧的理论结构，并在长期的演化中形成脱离现实的“黑板经济学”（科斯语）所特有的经院作风。然而，这种理论越是看起来很完美很强大，也就越是潜伏着巨大的危机。
本来，经济金融理论的生命力就在于其对现实问题或历史过程的理论解释力，并以此提出有效的经济对策，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现代经济学尽管在缔造现代资本主义的繁荣过程中贡献卓著，但理论的发展一直滞后于现实经济问题，特别是建立在现代经济学一般假设之上的所谓“华盛顿共识”，还引发了广泛的经济混乱甚至倒退。例如，作为“华盛顿共识”背后的理论支持的一般均衡理论（阿罗—德布鲁）和公众选择理论（布坎南）即是如此。根据一般均衡理论推导出的政策，就是大爆炸式的自由化，要求所有价格同时全部自由化，否则就会导致价格扭曲；而布坎南则认为政府有如一个巨大的怪物，阻碍了市场的发展，因此，政府应该越小越好。为使政府淡出经济，就必须粉碎国家权力，实行快速、大规模的私有化。直到“华盛顿共识”所开出的转轨药方被实践证明是失败的，世人才认识到，对于自由放任主义的普遍性信仰，很可能是一帖毒药。
“有效市场假设”失灵，预示着后华尔街时代，全球金融将处于重构新的金融理论体系、探索能够引领世界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的新金融模式的过渡阶段。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言，“这场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留给世人的思考是沉重的。它警示人们，对现行的经济体制和经济理论，应该进行深刻的反思”。世人冀望，全球有责任感的经济学家能够真正坐下来，彻底反思当前的经济与金融理论，并就如何找到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之间的均衡并肩探索。而负有最重要责任的美国财经领袖和监管当局，更应抛弃积极不干预理念，在稳定国内金融业的同时，积极研拟美国金融病的治本方案；并和其他国家一道，探索建立一种制度化和持续性的沟通与协调机制，加大对跨国金融资本行为的监管，摒弃不负责任的经济政策，促进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