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目前整个科学研究费用占GDP的总量只有1．49％，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般都在2％以上。就是这么有限的费用，真正落实到研究上的又有多少呢？且看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院士王恩多抖出的数字：“科技部总的经费198.1亿，但是其中‘其他支出’是69.5亿，占了总支出的三分之一，这个‘其他’到底包括哪些部分，这个钱怎么用法，是我非常不明白的地方，这个‘其他’含义不明确。”

　　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所投入逐年下降的问题固然需要改善，但更当防止“其他支出”成为权力的后花园，逃离监督的视野。

　　从国家发改委提供的财政预算也可以看到，所谓“其他支出”不仅秘而不宣，而且占比很大。作为公共财政来说，“其他支出”“秘不示人”，有违公开、透明、完整、统一的原则。一方面，既然是公共财政，作为纳税人委托“看财”“理财”的国家职能部门，当没有部门和团体的私利可言，既没有理由，也没有权力将财政预算的三分之一列入“其他收入”，不告诉自己的主人，不告诉负责审议的人大代表们。另一方面，既然由人大代表审议财政预算，就有权利知道财政收入和支出安排的详细内容，就应该了解财政政策的完整性、统一性和可持续性，自然有权利知晓那部分“其他收入”又是如何安排，如何监督和制约的。

　　公开、透明、完整、统一、效能和可持续，当是公共财政的生命和灵魂。预算的透明性，是维护公众知情监督权的必然要求。在不涉及国家机密以及其他不宜公开信息的情况下，国家预算的透明性不仅要将具体安排数公开，而且由职能部门提供相关的术语解释和背景资料，以保证人大代表和公众能够真正看懂相关信息，履行好审议监督职能。完整性是指预算应囊括所有政府机构的所有预算信息。随着经济行为的复杂化，预算规模逐渐庞大、预算收支项目也日渐多样化。仅预算支出除购买性支出、转移性支出之外，还有预算外支出、或有支出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投资性支出。如果不公开，不通过人大代表的审议，就有可能使“其他收入”游离于监督之外。

　　事实上，也只有公开、完整、周详的预算报告，才能确保在人大代表的审议下，形成民主决策科学决策。我国2003年基础研究占R＆D的5.49％，2004年降到4.7％，“科技部总经费中的国家重点基础研究专项2009年是26亿”，“其他支出”竟然多达69.5亿，何以不拿出更多的经费用于重点基础性研究？这样的安排，在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目前仍然很低的大背景下，不显得十分悖谬么？

　　更应看到，“其他支出”一旦逃离监督制约，就有可能成为权力寻租的后花园。最高人民检察院一个统计显示，目前大量的贪污贿赂犯罪集中发生在公共权力比较集中、资金比较密集、垄断程度高的行业和部门。这些年，屡为公众舆论所诟病的“驻京办”以及盛行的“跑步钱进”，不正是因为职能部门有更多的“自由裁量权”和机动空间吗？正因此，我们才更有理由对“其他支出”的合理性、合法性提出质疑，也只有通过公开审议和有效监督才能有效防止“其他支出”藏污纳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