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经济学院教授、博导

　　在全球性经济危机的阴影下，我们都在绞尽脑汁思考如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一天，在课堂上，班上一位在美国出生的中国女孩跑过来对我说，生活在上海，她发现与在美国生活的最大不同是，在上海的街道上，似乎每个人想怎么走路就怎么走。自行车也一样的“自由”。即使从路面进入地铁站，你也会发现乘客遵守秩序的意识很差，更多的只有拥挤。她问我，为什么上海不可以雇佣更多的人来宣传和维持秩序？她还说，在美国，如果你随意停车、超车或者有其他的违章行为，会马上被贴黄条。为什么在上海不雇佣更多的警察来应对这种“过度的自由”？

　　我说，上海街道上的交通协管员就是十年前政府雇来维持秩序的。但是，毫无疑问，与上海的城市规模和交通日益混杂的局面相比，这还远远不够。上海这样人口快接近2000万的超大都市，有这么多不喜欢遵守规则的人，显然需要有更多的人来做公共“服务”。虽然我们应该鼓励更多的志愿者，但长期雇佣更多的人来做这样的服务，不仅必须，而且是扩大服务经济的不错思路。

　　在大学工作这么多年，我就一直希望自己能像在国外那样有秘书来处理我的许多公务琐事。在西方的大学里，这是常态。比如，在美国很多大学的研究中心或者研究所，行政和秘书的人数往往是研究人员的2至3倍。我有一次去台北中央研究院的一个研究所访问，主任介绍说，所里服务人员（包括秘书和行政管理人员）是研究人员的3倍。而我告诉她，在大陆，一般来说，一个学院的行政人员只占教师的10%。我所在的研究中心，12位研究人员当中，办公室的行政人员只有1位。

　　我自己当然也很好奇，为什么我们不舍得花钱聘用更多的后勤服务人员呢？因为我们始终认为，后勤行政和服务人员不是“生产性”的。他们不生产我们的“产出”，反而消耗我们的资源，占用我们的收入。长期以来，我们认为行政管理部门的效率不高，能压缩就应该压缩他们，以缩减开支。从中央到地方，政府机构的臃肿和机构膨胀历来是我们头痛的问题，10年前我们下过大力气来压缩政府的规模，只是效果不佳。问题很可能在于，当我们把行政部门压缩或者删减掉之后，压缩的只是服务人员和服务的能力。而中国的行政机构最大的难题是，一官半职的人过多，服务人员严重不足。

　　另一个问题是，我们一直有个传统体制遗留下来的所谓编制问题。如果编制只代表一项“工资预算”的话，问题就很简单了，这与国外的情况就比较一致，但是在中国的单位里，编制却是特权，因为我们还有更多没有编制的人员。不取消编制的特权，难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灵活的就业选择。在我的周围，有很多朋友的太太其实更希望有灵活的就业，但就因为编制的原因，难以如愿。我们在国外经常看到一些朋友辞了现在的工作，找了新的工作，或者又回到了最早的一份工作，更换工作是相对平常和自由。现在我们经常见到从国外大学短聘到中国大学来教书的海归教授们，之所以他们可以回来短期工作，是因为他们可以与学校达成停薪留职（所谓）的协议。而今天中国内地的教授要停薪留职到国外或国内其他大学去工作一段时间，几乎不可能。

　　其实，我们几乎所有的领域和行业都需要扩大服务人员的规模。即使在中国的餐馆里，服务也仍然是不足的。服务人员的扩大可以减轻生产部门的压力，高生产率的人应该而且可以更集中去从事高生产率的工作，而服务人员的增加可以大大提高整体的效率，对总产出是巨大的提升而不是减少。因此，增加和扩大服务规模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和就业的创造。而且，服务人员的大规模增加只会增加很少的资本，但却会扩大我们的教育和培训等一系列派生服务的需求。所有这些，都是就业创造性的经济活动。

　　长期以来，我们之所以在增加服务人员的问题上比较保守，主要是因为我们总是觉得服务不是生产活动，没有创造财富，服务人员是被养起来的。多一个服务的人，似乎就多了一个支出的负担。这个思想根深蒂固，源头还是来自于苏联经济模式和体制。因为在苏联的经济模式里，服务是非生产部门，就连统计也不核算服务的价值。

　　今天我们早已告别了苏联模式，但这个非生产性的思想还很顽固地存留在我们的意识中，挥之不去。在几乎各个领域，我们的就业观念，就业体制，工资决定，人力资源的管理等都还带有苏联模式的特征。在很多行业和领域，服务后勤人员的规模始终在不断下降而不是在不断增加。中国的服务业之所以还不发达，实在是跟这个苏联模式残留的思维方式和体制有很大关系。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就业的创造需要更大规模的服务部门和服务市场，需要更发达的服务水平和更灵活的就业制度。中国服务业的落后，是观念落后以及就业体制落后造就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