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新年伊始，华尔街日报便喊出了“我们又成了凯恩斯”。确实如此，在这次金融海啸巨大的冲击面前，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不由自主地成了凯恩斯主义者，都在积极采取凯恩斯所建议的策略应对危机。

　　在高失业率时期，信誉良好的政府应该通过赤字开支扩大需求；在低失业率时期，政府应该归还因此欠下的债务。通过这样一个表面上看来非常微小的程序变动，资本主义体系就可以保持稳定，而无需彻底的“外科手术”。这便是写于上世纪大萧条期间出版的凯恩斯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中的一个核心思想。诺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甚至认为，上世纪大萧条之所以持续长达10年之久，是因为罗斯福的新政支出不够。但他似乎忘了，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的巨额开支没有任何收获，除了留下沉重的债务及伴随近乎零增长的经济外。

　　凯恩斯有一个很著名的看法，他认为：“经济学的思想，无论其正确与否，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实际上统治世界者，也就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干家自以为不接受任何观念形态的影响，却往往早已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还说：“对于社会最有威胁的并非经济既得利益，而是错误的经济思想”。由此可见，指导实践的经济思想多么重要。而事实也正是如此。

　　近日海关公布的出口数据表明，以需求急剧萎缩为主要特征的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冲击或许刚刚开始。商务部官员也表示，未来数月我国外贸形势依然严峻。在这种情况下，以扩大内需为主要目的的公共投资、信贷投放急剧飙升。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2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6.5%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增长35.6%；继1月份新增贷款达1.6万亿元之后，初步数据显示，2月份新增贷款仍然超过1万亿元。

　　简言之，目前我们应对外需急挫的主要手段是扩大内需，依靠公共投资的快速增加来抑制经济增长的过快下滑，国内消费需求仍是处于停滞状态。尽管近年来国家也出台了不少政策如消费信贷，如近期的家电下乡甚至汽车下乡等，但国内消费仍是步履维艰，其原因不仅仅在于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也不是因为居民储蓄率过高，实在是因为居民收入过低所致。在人均GDP3000美元的水平，大谈消费不足，似乎有些奢侈，所隐含的后果必然是极其严重的。

　　推动经济增长、进而居民收入增加的主要生产要素是土地、劳动和资本。而劳动力是最革命的生产要素。想想处于金融危机漩涡中的美国，为什么没有出现资本的大规模外流，为什么美元相对于其他货币没有大幅贬值，答案就是，美国有强大的以人力资本为支撑的军事科技实力，还有时刻求新求变、能迅速适应外部冲击的体制机制，绝不仅仅是表面以美元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为标志的金融霸权。

　　由此，我们想到了与凯恩斯同年出生的经济学家熊彼特。熊彼特强调企业家精神和创新，认为市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是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的职能是把生产要素带到一起将之并组合起来。所谓“资本”，就是企业家为了实现“新组合”、把各项生产要素转向新用途、把生产引向新方向的一种杠杆和控制手段。因而资本的主要社会功能在于为企业家进行“创新”而提供必要的条件和手段。

　　结合当前中国经济的困局，我们认为，要发挥改革开放30年来所积累的来之不易的资本的最大效益，最好的方法是让资本给予那些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让这些企业家来带动经济走出困境。其中，必然包含着对现有制度的创新，比如彻底打破行政性垄断；再比如，拓展融资渠道，使得资本能够最小成本地流入企业家手中，诸如在加强监管的基础上放开小额贷款公司。等等。

　　1983年，在凯恩斯与熊彼特诞辰100周年时，美国的《福布斯》杂志写道：“在两次大战期间，没有人比凯恩斯更有光彩、更聪明。而熊彼特则相反，似乎平平常常——但他有智慧。聪明赢得一时，而智慧天长地久。”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曾经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据此，我们发出了如本文标题的呼吁。

　　（工作单位：中央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