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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邱家和
日本黄山美术社以华人为主，在日本发达的展览市场中扮演专职展览策划公司的角色，在《大三国志展》举办过程中，从提出创意，到寻找参展文物，再到为展览准确定位以及全日本巡展的具体实施，都全程参与。社长陈建中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日本文物展已经出现“命题展”，此类设计型的展览会成为未来发展的方向。
从荐宝展到命题展
日本有一个特别发达的展览市场，据陈建中介绍，光中国文物的大展，也就是那些全国性的巡回展，在日本每年至少有2到3个，最多的一年有7个。他认为，日本的这种情况可以说举世无双，在全世界都比较特殊。因此，日本的观众对中国文物了解较多，口味较高。
他指出，这促使中国文物展览也相应出现了变化，从一开始的荐宝展，即特定博物馆的藏品展，发展到专题展，如以“丝绸之路”为主题的大型文物展。最近又出现了一个新动向：慢慢上升到做“命题”的展览。所谓命题，那就是选择日本人比较熟悉的历史时期，确定特定的主题，再寻找、选择合适的文物的展览，这些展览的展品往往不是在一个博物馆里就可以找到的。他认为，这对文物展的策展人推出了很高的要求：既要了解国内的博物馆的藏品，了解其学术性；还要了解日本观众的口味。因此，上述的设计展还很少，但却是未来的方向。
媒体办展是一大特色
陈建中还指出，日本的展览文化如此发达，媒体的参与非常重要。日本的媒体都设有文化事业部，日本的展览都由这些文化事业部来操办。大的媒体，文化事业部有30多人，小的也有七八人。而且日本每个展览都有专家，也就是这个领域的学术权威，对展览进行学术把关。展览的学术性不能失误，否则会误导观众。他还说，这次《大三国志展》，日本创价学会的报纸《圣教新闻》就是发行量排名第三位的大报，而在日本各地巡展时，还有当地主要媒体作为主办方，所以展览在各地都取得成功。
他认为，将来中国的展览也会这样发展，媒体与学术权威共同参与，再加上专业策展人，针对观众精心策划，周密准备。在信息时代，一定要这三方面合作。
展览追求票房收入
据陈建中介绍，日本的文物展走向商业运作，是从1982年的第一次故宫展开始。在这之前中国官方出于推动中日友好的考虑，无偿地把那些珍藏在中国各地博物馆的无价之宝拿到日本做展览。而日本媒体的文化事业部也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读者服务才办展览。但长期运作还是需要产业化。1982年的首次尝试，用一亿日元借展费从故宫借到展品。
除了借展费用，展览成本还包括运费、保险费，展场装潢费。但在日本展览都没有国家拨款，而是有人出钱。一开始是大企业出钱，但长此以往，赞助人会推出各种要求，使展览的意图难以实现。慢慢就形成独立运作的做法，那就是门票收费，依靠票房收入偿付各项开支，所以都非常重视观众人数。这次《大三国志展》观众人数突破100万，自然给大家带来惊喜，让观众看了觉得值，让展览主办方在获取社会效益的同时也有经济效益，还激励同行搞更大更好的展览。
演义和正史融为一炉
据陈建中介绍，《大三国志展》的成功，取决于两点：首先是花了三年时间在全国各地博物馆所找到的三国时期的文物，奠定了展览的可信度与学术性。他特地提到了在日本和中国文物交流中心主任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有一番对谈，追溯了展品走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办好展览的必胜信心。
其次是在确定展览方案的时作了大胆的决定，融合进演义的内容，还作为第一部分放在正史的前面。他介绍，当时请了一些历史学家、几个博物馆馆长以及文物交流中心的专家专题研讨，结果有了分歧。历史学家的观点是野史不能摆。问题很尖锐：演义不要，没有了那些大家熟悉的历史人物、历史故事，三国迷不能放过你。经过讨论，才确认《大三国志展》不是文物展，而是三国文化展。“我们要做到，怎么让文物来做见证？让大家通过那些文物去想象、去追溯那段历史？”陈建中说，最后专家妥协了，认同必须加上演义，满足那些三国迷，因为他们是未来的观众。
他还指出，演义部分把众多素材集中到“桃园结义”、“三顾茅庐”、“赤壁大战”和“星落秋风五丈原”这四个单元里，尤其是表现诸葛亮去世的最后的部分可谓点睛之笔，这既是因为这样做契合了日本人对诸葛亮特殊的崇拜与敬仰，特别是创价学会非常崇敬诸葛亮鞠躬尽瘁的精神，也是因为展览中利用声光电的多媒体效果再现了五丈原的场面。他说，为了有最好的展览效果，他们三趟走上五丈原实地观察，而展览设计者也为此做了精心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