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涛
说起来，要求改革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在30多年前就有了，但从未像今天这样得到国人关注。这段日子以来，相关问题在民间引起热烈讨论，直接原因是一向低调的中国政府公开强调，应通过发展“超主权货币”来解决现有货币体系的弊端，并且得到国外众多“美元受害者”的呼应。当然，就深层原因来看，这种现象背后，既是由于国人的金融意识开始迅速强化，也是因为在经济金融全球化时代，愈来愈多的普通人开始直接或间接感受到国际货币体系动荡对自身的影响。
上世纪20到30年代，应该说是现代国际货币体系的一次“战国时代”，直接导致了曾经固若金汤的金本位制度的消亡。各路货币“豪雄”几经浮沉后，美元借助美国蓬勃增长的经济活力支撑，逐渐摘取了世界货币的“桂冠”。
1944年，当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式确立其霸主地位时，美元还如同在欧洲登陆的美国大兵一样代表着实力与希望。应该承认，当时美国人的富足与责任心，使美元维持了数年的稳定，引领混乱的国际货币体系走向正轨。但1950年之后，在战争等因素的作用下，美国频繁发生各类危机，焦头烂额的白宫终于放弃了货币荣誉感，开始滥发美元来试图渡过危机。这种“饮鸩止渴”、“以邻为壑”的行为，终于在70年代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当尼克松政府的财长康纳利在争吵中说出“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你们的麻烦”时，便意味着美元彻底放弃了“货币责任”，全球再次陷入货币乱局。
1976年牙买加体系所确定的浮动汇率制度，从根本上看，只是一种过渡性选择，这一体系延续到今天，国际金融危机成为家常便饭，其恶劣影响也令人瞠目。从表面上看，由布雷顿森林体系演变到牙买加体系，美元地位明显削弱了，但是与此同时，由于放弃了责任的束缚，美国的美元利益达到新高峰，美国利用货币霸主地位向全球征收“铸币税”的行为愈演愈烈，逐渐令美国的“富朋友”和“穷兄弟”都无法忍受，国际货币体系进入了一次“春秋”时代。
如今，美国的“基本面”实在已经不足以支撑美元的地位。2000年，美国GDP占世界经济比重达到30.6%，2007年降至25.4%，在全球出口额中所占比重也从2000年的12.3%降至2007年的8.4%，进口额比重从19.2%降至14.3%。美国经济发展质量也在下降，在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后，以汽车为代表的制造业竞争力也不复存在。美元汇率波动剧烈，早已失去了“大哥风范”，也不符合对世界货币的稳定性要求。
然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以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病入膏肓”，却还远未陷入“墙倒众人推”的境地。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在全球的比重事实上在20%到30%之间波动，而每次经济危机爆发时，反而其比重有所上升。研究表明，该比例在1980年至1985年之间由23.6%上升到32.7%，从1991年至1993年由24.9%上升到26.8%，从1995年至2001年由24.9%上升到31.9%。而三次全球危机分别发生在1980年至1982年，1990年至1992年，2000年至2002年。由此来看，在现有体制下，源于美国的危机总是能够被顺利转嫁出去，这就形成了个怪圈：当危机发生时，美元人人喊打，而当危机过后准备“真打”时，支撑其地位的基本面却再次变好了。
可以预见，随着技术进步带来金融深化的加速，牙买加体系下的货币乱局将长期困扰人类社会。在此情况下，必须有一种信用货币充当“庄家”角色，从而避免全球货币体系最终崩溃。现在来看，也仅有欧元对美元有一定的替代性，但也受到欧元区主权国家的利益冲突限制，日元在结算和价值贮藏方面也先天不足，人民币则只是“初试啼声”。因此，美元主导体制对于我们只能是一种无奈的次优选择。
现在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多基于政治目的，而对于企业、金融机构和个人来说，在各国经济都困境重重时，仍然要“矬子里面拔将军”，还是相对偏好持有美元。同时，通过政府间制度安排等非市场途径来弱化美元地位，也是不现实的，因为这涉及美国是否愿意慷慨退出，以及退出成本怎么分担的问题。况且，美元垮台的受损者不仅是美国，东亚等净储蓄国也将首当其冲。
如此说来，除非国际势力格局发生剧变，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这种“亚健康状态”，在很长时间内都难以改变。当然，这也并不意味其他国家束手无策。世人对美元主导体系不满的核心原因，是美国人做得太过分。短期来看，发展中国家只有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掌握更多话语权，才能在遏制美国金融功利主义行为方面有所作为。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