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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3月末，伦敦一个晴朗的午后，美国人Tom Albanese以澳大利亚矿业巨头力拓CEO的身份与一群来自中国的记者相谈正酣。这里是设在伦敦的力拓全球总部大楼，透过巨大的玻璃窗，位于古老金融城中心的圣保罗大教堂与耸立在“新金融城”——金丝雀码头的现代化大厦都尽收眼底。
镜头二
2008年11月19日，华尔街，纽交所交易大厅。下午4点股市收盘，巴西电信巨头VIVO的CEO奥利维拉在纽交所工作人员陪同下，按下按钮鸣响收盘钟声，庆祝公司在纽交所上市10周年。交易大厅外的纽交所正门上方，此刻正高悬着巴西和美国国旗，提醒路人今天这里有巴西客人的到来。
究竟什么是国际金融中心？上面的两个场景或许能给人一些启示。在百年不遇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非但没有退缩，反倒更明确提出到2020年把上海基本建成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目标。与伦敦和纽约这两大传统金融中心相比，上海要走的路显然还有很长一段。不远的2020年，中国将向国人和世人呈现一个什么样的上海？选择纽约模式还是伦敦模式？抑或走一条中国特色的发展之路？
循着已有数百年历史的纽约和伦敦的发展足迹，或许我们能够为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之路找到些许指引和借鉴。
⊙本报记者 朱周良 伦敦、纽约、上海报道
人才是核心竞争力
“很关键的问题是人才。”这是伦敦金融城第681任市长陆毅安对上海建国际金融中心给出了第一个建议，“对中国来说，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一大挑战就是培养大量专业的金融人才。”
在伦敦市政厅去年发布的一份《全球金融中心指数》中，“具备优秀人才及灵活的人才市场”被列为14项竞争力因子中最重要的一个。上海在3月份公布的一项全球金融中心排名调查中仅排在35位。
在主要国际金融中心城市中，伦敦和纽约的金融从业人员占就业总人口的比例均在11％以上。据伦敦金融城上海代表处提供的数据，金融服务业为英国提供了100多万个就业岗位，其中有30多万个岗位在大伦敦区。而上海目前的金融从业人口占比只有约2.2％，金融人才只有不到20万，而达到国际水准的金融人才则不足1万人，这与上海近2000万的总人口极不相称。
提到国际金融中心，全美投融资委员会会长Hearst Zhang第一个说到的也是人才。“简单点说就是要有合适的人来做合适的工作。”1993年就开始在华尔街打拼的Hearst坦言，“上海已经找准了努力的方向，现在要做的就是找到最合适的人才来完成这些工作。”
工作在金融城的卡斯商学院助理教授赵怀南在与记者闲聊时说起他的一个感受。上海的国际化并未解开老外的心结。“我们对吸引人才的定位还主要是华人，但老外确实需要更多信息，需要我们跟他们接触。”
赵怀南感叹说，事实上像伦敦和纽约这些一流金融中心并不见得在引进人才方面有什么特殊政策，甚至当地政府在对外国人的劳工许可方面还有严格限制，但这些城市自身强大的“吸铁石”效应，还是引得四面八方的最优秀人才趋之若鹜。“这是多重因素造成的。”
上海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人才？Hearst认为，能够担起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大任的合适人选必须有远见，同时兼具决心和勇气，过于看重技能、知识和经验等“技术性”背景的选才思路太过狭窄。
“未来的管理人才必须能够以全球化和未来的视角，很好应对各种机遇和挑战。他们必须具备良好的抗压能力，后者可能来自国内和国际市场。这不仅要求具有扎实的知识和技能，还要求具有将不同背景的人有机融合的文化驾驭能力。”同时兼任北美投资协会会长的Hearst，该组织的成员来自花旗、摩根大通等美国大行以及其他华尔街金融机构。
“金”与“融”两手都要抓
前不久，伦敦金融城组织了一次主题为“走出危机——金融城的未来”的辩论会。会上，关于金融城糟糕的基础设施建设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不少人担心，这会成为金融城继续发展的一大瓶颈。
然而，不管是地铁、出租还是机场、码头，上海都可媲美很多国际化大都市。走在陆家嘴不断创新高的摩天大楼丛中，让人很自然地把这跟金融中心的字眼联系在一起。但是，要成为国际性的金融中心，总感觉上海还缺了不少“内涵”。在“硬指标”不断完善的同时，上海金融中心在“软环境”建设方面距离真正的国际金融中心还有相当差距。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在纽约或是伦敦，不管你是早上刚起床、白天上班还是晚上临睡，总会有各种渠道看到或者听到来自全球各地的资讯，不仅是股市、期货或是外汇这些金融信息，还有政治、社会等方方面面的最新资讯。
在纽约或是伦敦的任何一家酒店或是咖啡馆，滚动播放财经新闻的都有很多电视频道，有相对本地化的ABC和BBC，也有更为全球性的CNN、BLOOMBERG以及CNBC等等。宾馆提供的报纸也不会只是本地的报纸，比如伦敦也会有美国的USA TODAY和华尔街日报，而纽约则有英国的金融时报和泰晤士报。随时随地，只要你打开电视或是翻开报纸，全球的最新资讯都能即时呈现。
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徐明棋指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必须首先成为金融资讯的中心。“金融类企业的快速发展相当程度上是以信息为主导的，掌握了信息的话语权，就掌握了经济发展的主动权。”
“所谓国际金融中心，首先是要有‘金’，即全球各地的资金都汇集在一个地点。等于你的邻居们把自己口袋里的钱都放入你的口袋，但在目前的法制、法规框架下，我们的邻居并没有信心把钱都放到我们的口袋里。所以法制体系的改革远不止停留在国内，而是应该朝着让所有的邻居都放心的方向发展。”赵怀南教授说。
更进一步说，光有“金”还不行，还要使这些钱高效、灵活地“融”动。“虽有‘金’但不能‘融’，也就无法留住‘金’。解决‘融’资的问题就需要有发达的公司治理系统和严格的监管机制，这样你就有信心，钱虽借给了陌生人，但有一套机制保证资金不会被借款人滥用。”赵怀南说，所以，国内现有的公司治理和监管还需要大力改革。
全球金融重心东移
在全球仍未完全走出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之际，中国高调宣布支持上海发展国际金融中心，这样的时机不免引发了诸多猜想。
陆毅安认为，对上海来说，现在是发展的好时机。而Hearst也表示：“现在的时机正正好，我一直认为（建金融中心）越早越好。”
一些人认为，西方传统金融中心因为本轮危机而衰落，为中国提供了绝佳的机会。美国耶鲁大学教授杰弗里·加滕本周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指出，两年前大家还在激辩世界上最重要的金融中心是纽约还是伦敦，但在“双城”都已身受重创、需要很多年来恢复元气的后危机时期，这些争论现在看来已严重过时。
卡斯商学院的赵怀南教授这么看待纽约和伦敦模式的最大区别：纽约主要依托美国本土强大的经济实力，而伦敦则基于英国经济规模较小主要依托“温布尔登化”战略，即建设世界最好的网球场、吸引全球所有顶尖高手来比赛。
“所以我们看到华尔街大部分的业务是美国本土业务，而金融城80%的业务是英国以外的国际业务。”赵怀南说。
不过，“一旦全球经济开始复苏，纽约和伦敦或许会减少彼此间的竞争，而加强与以香港和上海合作形式出现的新竞争者的竞争。”加滕说。他预言，很快大家将看到全球的金融重心向东方倾斜。
曾任高盛董事总经理的纽交所集团CEO尼德奥尔说：“我想华尔街最终可能再次回到跟危机前差不多的规模，但整个模式会完全改变，不管是薪酬、商业模式还是监管体制。”美国总统奥巴马则说，华尔街代表的金融业未来在美国经济中的比重将下降，不可能再占“半壁江山”。
中国的优势在哪？加滕认为，中国没有华尔街或伦敦金融城那么复杂，但考虑到过去两年复杂和不透明证券产品在全球引发的混乱，一个更为简单的体系可能更有其自身的优势。另外，中国还拥有多家世界上规模最大且资本充足的银行，拥有许多大型企业和即将在沪港两地上市的新锐企业。中国迅速崛起的中产阶级拥有庞大的储蓄，为金融服务业向更庞大、更复杂的方向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最重要的一点，中国的增长率仍高于6%，而美英等发达国家还是负增长。
英式？美式？还是中式？
现在的问题在于，有了西方金融危机的前车之鉴，中国以一种什么模式来发展自己的国际金融中心呢？是伦敦模式？纽约模式？抑或另辟蹊径走一条中国特色的国际金融中心之路？
耶鲁的加滕认为，中国有着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独有优势，但要实现“引人注目的大步跨越”却并非易事。他建议，中国可以从加强香港与上海的联系入手，正如上海和香港交易所最近签署的合作协议所显示的那样，两地的合作在不断加强。上海和香港可以考虑实施一套共同的监管措施，并招募一些全球最好的金融家来支持其监管架构，后者用西方国家不再可能提供的有利税收制度来吸引人才。
卡斯商学院的赵怀南表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首要目标并非直接要与纽约、伦敦竞争，未来十年的追求应该是确立上海成为亚洲第一金融中心的地位，这就意味着在2020年要超越东京和新加坡等地区竞争对手。“虽然2020年听起来有些遥远，但上海与国际金融中心的差距也非常之大，因此对上海来说时间已是异常紧迫。”
高盛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坦言，考虑到人民币依然受到资本管制，而亚洲总体上缺少一个发达的本币债券市场，至少在现阶段他并不看好亚洲一些大城市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努力。但是，“如果看看周小川行长（在G20峰会前）提出的SDR建议，看看两岸关系近期（持续回暖）的发展，再看中央政府对当前危机强有力的应对政策，这些都让我有理由相信，中国很清楚自身将来要走的路，并且正在朝着目标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