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福重
围绕中国经济是否已触底的争论，正如火如荼。有趣的是，看多的，除了统计部门，主要是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摩根大通等国际投行，以及索罗斯等国际炒家，他们高调声称中国经济将率先复苏。但是国内更多的声音，却是态度审慎。外国人看中国，往往有隔靴之感，中国经济的特质，他们不可能懂。而他们的无心之口，或者有意之言，我们都不必当真。我们身处其中，感同身受或许更准确些。
关键问题是，什么是经济触底的标志？
股市复苏，乃至强劲上扬，不是经济触底的标志。股市是国民经济的晴雨表，这句话大家不假思索就接受了，其实，它不过仅有形式上的意义。有一种理论认为，股市是宏观经济的先行指标，它的繁荣是对宏观经济即将转好的明示。可是，先行的时间差是多长，却没有一致说法，有说6个月，有说是1年至3年，这真成了“打哪指哪”的“事后诸葛亮”。既然关公可以战秦琼，肯定能找到股市是先行指标的案例，中外都有，但也能更容易地找到相反的证据。比如2003年至2005年是这轮经济周期的高峰阶段，但此前和此中的沪深股市，表现不仅乏善可陈，甚至可以说是一塌糊涂，根本称不上先行。这种“两头堵”的理论，能有多大价值？
从去年12月开始，沪深股市独领风骚，沪综指从1600点一路飙到目前的2800多点，上涨了近80%。所以，有人据此又断定，中国经济将开始反转。我以为同样不足取信。因为此次股市上涨，主要源于偶然因素，比如2008年跌幅太大、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大量资金从不景气的实业中撤出转入股市、新股IPO停顿以及其他政策的呵护等等。这些因素，跟实际经济好转没有联系。股市与宏观经济的关系，并不是那么线性的，而且股市是相对独立于宏观经济的，在很大程度上，有自己的运行目的，据此预测宏观经济比较勉强。
GDP环比上涨，也不是经济真正触底的标志。影响GDP增长的因素很多，中国当前的GDP增长，几乎全是财政投资刺激的贡献。这是凯恩斯主义依然有效的标志，而不是经济真正好转的标志。因为凯恩斯说得很清楚，财政政策的作用如何，取决于其乘数效应的大小，也就是财政投资所带动的民间投资的增加。而即使财政政策没有乘数效应，民间投资没有增加，居民消费没有增加，净出口也没有增长，但只要政府投资增加足够多，GDP数据照样可以变大。不过，这样的GDP增长，难以持续，而不能存续的事件终究没有意义。因为只要居民可支配收入不增加，民间投资不增加，增加的GDP只能形成新的库存。当库存增加到一定程度，而新刺激计划又不能无限制增加，这个增长就会戛然而止。更何况，我们没有证据，可资证明，民间投资在增长，居民消费在增长，而出口却依然以两位数下滑。单靠一支不能持续的引擎，没有充分的理由认定，经济会反转。
财政收入增长，也不是经济真正触底的指标。有人说，GDP统计可能有问题，但是财政收入总不会是假的吧。如果造假，财政支出将安出？可是，且不说从去年10月到今年4月，财政收入连续7个月下滑，经济自然表现欠佳，单说下降7个月之后第一次上涨的5月，也仅仅增长了4.8%而已，而且这些增加的收入，几乎都带有突发性。其中最大的几项是：由于燃油税改革带来的消费税狂增；由于房地产市场不期然回暖，房屋销售增加带来的营业税增加；以及因房地产市场繁荣带来的土地出让金的大幅增加。这些跟经济宏观面的变化几乎都不沾边。基于收支严重不对称的压力，财政部刚刚宣布，要提高对高档白酒的消费税，还在准备开征环保税等几个新税。可以预计，今后的财政收入会因此增加。可是，能说宏观经济因为增税就安保无虞？
还有人说，CPI和PPI变正，或者说出现通胀的趋势，是经济触底的标志。比起以上的诸种指标，这两个指标当然更靠谱。因为CPI和PPI与总需求的关系，通常是正相关的，而总需求是决定经济短期繁荣或者萧条的根本。可是，例外同样不少，如弗里德曼所言，通货膨胀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都只是一种货币现象，是流动性泛滥的结果。如果央行的宽松政策持续，商业银行新增贷款速度继续保持前几个月的超高水平，那通胀说不定就真的要变成一个大概率事件了。可是，宏观经济会因此即反转么？滞胀也不是没有前车之鉴。
那么，什么指标能更好地代表经济触底，即将反转呢？我以为是失业率明显下降（此处的失业率是真正意义上的失业率，而不是“城镇登记失业率”）。如果GDP表现出持续性增加，就说明财政刺激的效果真正显现，民间的投资和居民的消费已好转。劳动力是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经济持续好转，最终需要追加劳动力，而失业率下降，就业增加，必然伴随最具有拉动经济效果的居民消费的增加，经济已经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在前进。有了这种良性互动，才可以说经济真正好转了。
可是，现在恐怕最严峻的就是失业了，不但两千多万农民工都丢了原来的岗位，几百万大学毕业生，都为找饭碗而焦虑，更多的人感觉工作压力空前变大。这至少说明，当前的经济回暖并不牢靠，财政刺激计划主要投向基本建设，并不能明显增加就业。也说明，当前人们的信心尚未完全恢复。
总之，经济尚未现反转，制度改革仍需再努力。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融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