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对通胀趋势的忧虑和信贷形势变化的预期，近日，有越来越多的分析人士对中国经济的政策调整，提出了与管理层不同的看法。在管理层看来，当前中国经济的总体形势企稳向好，但基础还不牢固，须毫不动摇地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而分析人士认为，随着应急式调控措施初见成效，下一步调控重点将会有所改变，因此，财经政策做适度微调势在必然。

　　这里，先说一下笔者的结论性看法。综合多方面信息，这一轮从去年四季度开始、针对非常时期非常情况采取的非常政策与非常措施，很可能在今年三、四季度之间，或者在岁末年初，出现一定程度的适应性调整，即使从政策工具看，至少在刺激经济的方法与手段方面，也会出现与上半年不同的变化。这种调整与变化，对市场来说将是影响极大的。

　　作此推论，依据何在？又怎么看待分析人士与管理层之间的看法不一致呢？尤其在上半年投资品市场价格出现大幅上涨的情况下，在消费品价格和生产资料价格已经出现探底苗头、企业库存结构已经改变、库存回补要求日益增强的情况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双松”的局面是否还会持续？持续多久？理由何在？政策调整的时间窗口又在哪里？这些，都是需要探讨的问题。

　　从影响政策调整的因素看，尽管需要平衡的地方很多，但是有两点是清晰的，那就是价格因素与经济政策的周期性因素。从投资品市场，如股市、期市，到生产资料市场、再到消费品市场，前期一落千丈的价格是否已经回归到了一个相对均衡的水平，是政策调整的重要依据，而前期推出的刺激措施对经济生活，特别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是否已经产生效果，也是政策调整的一大依据。

　　从价格因素看，有两个层面的问题显然是绕不过去的。一个是与虚拟经济相关的投资品市场，还有一个是与实体经济相关的生产资料与消费品市场。这两个市场的价格是否好转，是否对经济生活的正常循环开始产生积极作用，牵涉面很广。比如，股市等投资市场向合理水平大幅反弹，不仅会改善市场参与者的财务状况，更能够产生先导效应，使遭遇金融危机重创的整个市场价格体系，向合理均衡的价值中枢回归。

　　今年上半年，沪深股市涨幅超过70%。仅从数值上看，这样的涨幅是相当惊人的。但是从沪市年线看，尤其是从6000多点跌到1600多点，再涨回3000多点这个波动事实看，这样的涨幅只是对长期均衡价值的回归，是可以接受的。而国际油价今年从40多美元涨回70多美元，也是如此，也是对真实供求和均衡价值的回归。它不啻召回了市场人气、唤回了投资者信心，也从资本品价格这个层面，消除了通缩的阴影。

　　相比之下，表现滞后的生产资料价格和消费品价格，上半年还在下降通道中没有回过头来。这两个价格的表现还在令企业担忧，令管理层担忧。因为生产资料价格和消费品价格与企业的利润有关，与企业对未来的盈利预期有关。而从宏观层面看，这两个价格是否回稳，也跟GDP增长有关。因为，同样的产量按不同价格计算，其结果自然是不一样的。因此，这两个指标是否回升，也是观察经济政策是否要调整的重要依据。

　　再从经济政策的周期性因素看，也有两方面问题值得观察。一是政策的作用效果如何。主要是对实体经济是否已经产生了促进作用，是否开始出现明显的经济效果；二是政策的作用时间如何。主要是看政策的传导性与时滞性如何，从政策措施的发出，到产生实际效果之间，大致需要多少时间。这一点很重要，它不仅影响对政策效果的判断，也影响对政策调整最优时间点的选择。

　　根据历年来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时效看，从政策发布到产生效果，大约有6-10个月的时滞性。以去年四季度经济政策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为例，十大刺激措施是在11月初推出的，到今年6月有近8个月时间。现在，有更多指标开始好转，表明经半年来的努力，政策效果已经出现、刺激措施的作用也开始逐步显现。但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在这些转好的指标中，主要是先行指标呈好转状态，而一些滞后指标还不乐观。

　　相对于那些能够提前反映经济趋势的先行指标，一致或滞后指标的经济与社会意义也许更为突出。比如，收入、就业等指标，这些指标是政策效果的最终证明，只有城乡居民的收入提高了，就业情况改善了，才能够说得上前期的经济政策是有效的。因为，所有经济政策的最终目的，并不是经济增长率，经济增长也只是手段，结构优化、民生改善，才是目的。从这一点来看，目前在就业与收入方面的进展情况还不太乐观。这或许正是有关方面仍坚持财政与货币政策“双松”的重要依据。

　　而政策调整的时间之窗何时打开，也要顾及这些指标的进展情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