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坚
美国商务部长骆家辉和能源部长朱棣文这些天正在展开他们的访华之旅。利用两位华裔在中国会得到的天然“好感”,奥巴马政府在谋求中国对美国未来新增长点的计划和行动给予最大帮助。这是美国政府在“后危机时代”寻求政府和企业双重利益的统一和利益最大化的战略表现。
考察美国的金融危机历史可知,他们解决危机的办法不是在哪里跌倒从哪里爬起,而是摒弃在市场中已证明站不住脚的东西,并用最多的精力和最快的速度去探索和发现人类未来可以再次依托的崭新的财富创造方式。所以，当IT泡沫破灭后，美国政府通过降息、废除对金融活动的一些管制，住房政策的改革等措施，大胆扶持了本土金融体系的创新能力，以此来缓解IT泡沫破灭对美国所产生的巨大负面影响。事实上，在前几年经济繁荣时代最大的得益者还是美国的机构、企业和政府。而今天危机让美国企业和美国政府付出的代价，就和以前历次泡沫破灭一样，是一次“正常”而又必不可少的“调整”，只不过如何将调整的成本和时间的代价控制在最小程度，确实需要美国市场和政府携手的努力。
为什么这次美国“寻找新的增长点”要与中国联手来做呢？这又给我们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和启迪呢？
众所周知，在财富创造的“三大环节”过程中，美国向来重视跟“怎样创造财富”有关的研发、设计和制定标准等所谓财富创造的第一环节。靠着第一环节的优势，他们打造了大量的世界五百强企业，建立了种类繁多的世界品牌和专利，赢得了很多市场的“定价权”，从而，今天在全球市场运行机制和市场运行的物理平台中，世人随时都会看到“美国标准”。而从这次两位部长带来了新能源发展的合作战略而论，显然，美国已到了可将自身积累的成熟技术、研发成果甚至标准范式展现给合作伙伴。而不必担心对方会有“高于一筹”的创新能力的“发展阶段”。对他们来讲，关键是如何充分发挥“规模经济性”的优势，将“思想”转变为“现实”，将“无形资产”转变成“有形资产”，而所形成的新产品价格要让市场可以接受，让市场感到物有所值！他们意识到了，当今世界只有中国才具有这样的制造能力和成本优势，而且甚至中国有可能成为消化这类新产品的市场主力。由此，笔者估计，环境和新能源领域的合作（美国研发新产品的核心内容）一定会成为将于本月27日至28日在华盛顿举行的第一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主要议题之一。
那么，中国的“比较优势”究竟在哪里？在美国人看来，中国的“比较优势”就在“形成实物”的第二环节上，且短时期内很难被取代和撼动。我们拥有庞大的劳动大军，“敢闯敢干”的企业家精神，拥有没有进入市场价值评估体系的落后地区（外资进入成本较低），拥有要素资源价格等相对稳定的政策环境，拥有勤奋努力好学向上的儒家文化传统，拥有较为完善的市场运作的政策体系和制度机制，所以，能够形成大规模生产和降低成本的比较优势，再加上中国越来越多的人正在步入中产阶层或形成中产阶层意识，非常强烈向往能提高生活质量、改善生活内容的新产品。当然，从他们的视角来看，把新产品率先生产的“专利”交给中国，也给中国带来了新的发展、新的就业和新的市场的绝好机会。
以笔者之见，这就是奥巴马政府向中国谋求“双赢”合作战略的主要内容。
一旦美国新增长点通过与中国的合作形成了令人瞩目的财富效应，那么，美国谋求的利益就不仅仅局限于技术、品牌和标准给他们带来的丰厚硕果，而是会扩展到他们在服务行业(财富创造的第三环节)所具有的比较优势——他们会充分挖掘市场潜力，将新产品真正转变为梦寐以求的、更多的新财富。这样一来，美国会再次推动围绕新增长点的全球化进程，让大家都参与到创造新财富和新生活的这一浪潮中，只要美国的金融体系仍然保持世界霸主地位，那么，新财富的管理依旧会仰仗美国的金融威力（当然世人对美国金融体系的监督要求也会不断提高），美国还将可能成为下一轮新增长点的最大赢家。
针对“后危机时代”美国拿出的“发展战略”和“中美合作战略”，中国该如何主动应对？这是直接关系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程和中国在世界舞台上争取“权力”和“义务”平等的关键所在。笔者以为，最核心的一条，就是社会上下都要充分意识到“政企利益的统一是国家竞争力发挥的核心”这个道理。今天，我们的问题是，政府看到了科学发展的重要性，并积极调整税收制度和产业政策，但是，由于中央和地方的分权机制，由于中国市场存在固有的垄断势力，出现了政企“利益冲突”的格局，中央政府的大国战略中的“信号”引导不起作用，税收成本和产业政策的约束力不但没有让企业放弃两高一低的投资，反而把政策改变所带来的成本提高因素，通过他们的市场垄断力量转嫁给了弱势消费和生产群体，造成了产业结构调整和新的增长点探索行为上“主体缺失”的尴尬局面。
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中国政府应该多学一点企业和市场相关的创造利润的“战术”，而企业和机构则更要多学一点宏观和世界经济格局变化对中国经济的生存环境产生影响的“战略”知识。否则，缺乏“大气”的中国企业和机构，无法意识到“无形资产”（创新的条件）在财富分配和风险转嫁中的威力，而不了解“公平竞争”的政府，也无法体会在全球化环境中靠企业只身打拼的艰难和“安于现状”的苦恼（在市场中，冲在第一线的国有企业也会感到“力不从心”，而民营企业则在渴求“政策的扶持”）。不管怎样，今天我们在和美国新能源合作的谈判中，中资企业和政府的“利益统一”，才是决定我们未来“利益分配”能力高低的最关键因素。
（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