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

　　法学所兼职教授

　　在高盛为其第二季度137.6亿美元收入以及创纪录的34.4亿美元利润报喜的时候，美国政府赤字6月底达到了1.1亿万美元，失业率高达9.5%，并很有可能在2011年上升到12%；有毒资产仍然趴在金融机构的账上，住房价格有可能下跌40%……

　　高盛为什么能够顶风行船，逆势起飞？难道高盛确有高人吗？恐怕不是。高盛的收入主要来自交易。高盛的固定收益、货币和大宗产品交易部门是主要创收单位。所谓的交易其实就是豪赌，赌次债、赌油价、赌汇率。油价为什么忽高忽低，动荡不停，就是因为有高盛这样的公司在其中上下其手。美国为什么迫切希望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原因也在于此：华尔街要赌。

　　哈佛大学法学院的卢西恩·A·比比查克教授是美国少数敢于点名批判华尔街的学者。他说：“现在似乎又要重归错误的短期分配结构。而这种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金融危机。”高盛这回或许是赌赢了，但这并不能证明赌博是正确的。如果赌钱赚了，周围的人一片赞好或保持沉默，赌输了就一片喊打，那赌徒如何会戒毒？金融危机远未结束，高盛可以一如既往地推行高风险业务，而其风险仍然由全美纳税人来承担，由全世界持有美元的国家和人民来承担。

　　官商一家是高盛逢凶化吉的主要原因。高盛被美国人戏称为“政府之盛”（Government Sachs）。高盛发行债券筹集280亿美元资金，是由美国储蓄保险公司作担保的。以全美纳税人为其后盾。为了获取政府资金，高盛改为银行控股公司。但政府除了给高盛资金和担保方面的援助之外，并没有对其加强监管，高盛仍然可以为所欲为。但是，如果没有政府站在高盛后面为其撑腰，客户和投资者就会挤兑高盛，高盛怕早已烟飞灰灭。还有，高盛从AIG处得到129亿美元的合同付款。如果美国政府不救AIG，那么高盛就拿不到这笔巨资。雷曼一倒，高盛少了一大竞争对手。保尔森不救雷曼时一口咬定，他没有这个权力。但怎么救AIG时，保尔森就有权了呢？

　　在雷曼倒闭后的8个月中，高盛高管们也乱了阵脚，慌慌张张地出售其所持有的高达7亿美元的高盛股票。而就在高盛高管大量抛售其股票时，高盛还从美国政府那里拿了100亿美元救助贷款。美国媒体就此请教高盛，但高盛的发言人拒不回答。

　　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只要高盛依然故我，美国就国无宁日，世界也无宁日。马特·泰比（Matt Taibbi）先生在《滚石》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题为“伟大的美国泡沫机器”，对高盛口诛笔伐，称美国是“匪帮国家，是匪帮经济”。泰比先生说：“我们有的人按规矩办事，而另一些人则得了逍遥令，可以高高在上，无须劳作，直到曲尽人散。”而泰比先生所说的“其他人”和“匪帮”，指的就是高盛那帮银行家。《纽约时报》也有文章说，“高盛精于其营生，但高盛的营生对美国不利。”

　　长期以来，对我们的国有企业，美国那边多有微词，非说中国不是市场经济，并以此为借口假世界贸易组织打压中国。那么请问，高盛这样的企业比中国的国企如何？不错，高盛的高层领导并非由美国政府指派，但美国的财政部长和财长部的高官却由高盛或其他华尔街的大银行指派。试问，美国式的资本市场难道是市场经济？世人都道市场经济好，但我们经常将市场经济与商业经济混为一谈。市场经济讲供求关系，而商业经济只讲赚钱。高盛讲供求关系了吗？高盛讲市场了吗？当市场已将高盛唾弃时，它却赖着不走，凭借政治关系获得政府援手，缓过气来之后又继续豪赌。

　　中国尚无高盛这样的金融机构是件幸事。但中国仍然有人认为，高盛的方向是美国的方向，是全世界的方向。金融危机以来，国内已经从华尔街收编了不少人才，从高盛也收编了不少——据说都是人中吕布、马中赤兔式的英才，还有将才和帅才，其中一些人也已走上了相当的领导岗位。若是这些亲爱的“海归”能够反戈一击，以亲身经历控诉高盛和华尔街银行的种种倒行逆施，那么国家有幸，民族有幸。若是他们只说其一，不说其二，甚至是充当高盛和华尔街在中国的代理人，贩卖和兜售美式资本市场，那么高盛就会在中国上演其全版武戏和文戏，那结果恐怕就会很糟。

　　美国资本市场已是明火执仗了，但美国资本市场的信徒仍然到处宣讲，而且只许他们大谈资本市场的伟大博弈，不许别人批评资本市场的伟大骗局。其实，这些信徒在华尔街时，也是受欺负、受压迫的。为什么回到国内后就装神弄鬼，还要冒充是华尔街决定政策的人？

　　严酷的事实是，交易中与高盛互为对手时必须提高警惕，与高盛在同一条战壕里时，更需要提高警惕。中国企业也曾在资本市场试水，与高盛对赌，小试牛刀。试问，中国企业可赢过高盛？没有。从来是折了夫人或赔兵，经常还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对高盛这样的公司，我们应敬而远之；高盛能够称雄的资本市场，我们更应敬而远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