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场百年难遇的金融危机之后，最引人关注的莫过于全球经济是否走出危机；而国人最关心的，则是中国能否借此次全球金融危机成功转型。据悉，去年年底，中央主管部门已经将引进海外高级人才作为转型的重要环节，并启动了“千人计划”。在《上海证券报》记者采访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耀辉时，他指出，中国产业成功转型关键一步，就是从过去的人口资源红利走向人才红利时代。
《上海证券报》：在《人才战争》一书中，你特别强调人才是中国经济实现成功转型的关键。为什么？
王耀辉：在我看来，中国产业升级之所以困难重重，源于缺乏人才。以前依靠铁公基（铁路、公路、基建）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无法持续，未来中国必须从投资型拉动经济走上人才型拉动经济之路。要完成这一目标，就不得不面对全球抢夺人才的大战。
《上海证券报》：许多国家和地区都经历过产业转型，他们也同样经历过人才战争吗？
王耀辉：在日本、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经济大飞跃发展的时代，抢夺全球人才都成为最重要的一环。更早一些，不妨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前苏联的不同做法，这也导致两国目前的不同命运。第二次世界大战尾声时，美国和前苏联分兵攻入德国，两大强国着眼未来发展各自抢夺值钱的资源。看好重工业的前苏联，从德国运走机器和设备；精明的美国却从海德堡、哥廷根等大学运走大量高学历的“战俘”。如今，前苏联、美国不同的命运，证实了人才是远重于任何有形资产的重要资源。
《上海证券报》：众所周知，改革开放前后，有不少优秀的中国学者到了美国。在目前美国的知识精英中，来自中国留学生占多大比例？
王耀辉：中国移民是这批外来移民精英的代表之一。据美国“全国科学理事会”统计，目前美国约35%的科学与工程博士在外国出生，其中26%来自中国（包括台湾地区），这一比例远远高于留美学生排名第二的印度，后者的比例为14%。在高端科学技术领域里，中国学者的地位相当重要。2004年，美国将探测车送上火星，而负责探险车着陆系统首席工程师就是出生自中国的李炜钧。成为美国经济的重要推动力。
《上海证券报》：这些中国精英，对海外发达国家经济或科技的作用有多大？
王耀辉：即使是美国、德国等欧美发达国家，也不能不深叹人才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早在1997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就指出，外来移民为美国经济带来100亿美元的净收益。2008年，兰德公司对美国进行调查后认为，美国最大竞争优势仍然存在，其动力来自于全球最优秀人才在为美国工作，如全世界70%诺贝尔奖得主都在美国工作。未来若能吸聚全球大多数顶尖人才，美国将持续保持超级大国的地位。
英国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所2007年一份报告显示，每个非欧盟国家留学生平均每年带来的效益是2.44万英镑。加拿大预计为2.5万加元。以美元计算也差不多是2万美元左右。按照现有中国留学生计算，中国仅留学一项就每年为国外贡献100亿美元外汇。
《上海证券报》：这些留在海外的中国知识精英，对中国未来产业转型有什么作用？
王耀辉：未来，中国可能从吃人口数量红利时代，转变到人才红利时代。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依靠吃人口数量这个红利、依靠低成本的劳动力发展。但力资源大国和人才大国相差甚远。
我在书中提到印度前总理拉吉夫·甘地的名言，“即使一个科学家、工程师或医生在50岁或60岁时回到印度，我们也没有失去他们。我们将因为他们到国外获得经理职位或成为富翁而高兴。我们应将它看成是智慧银行，正在积聚利息，等着我们去提取。”这一道理在中国同样适用。毕竟我们拥有那么多优秀的海外人才。当然，我们也可以学习海外国家，出台一些引进海外（不仅是海归人才）人才战略。
《上海证券报》：走上人才型拉动经济之路的标志之一是服务业比重，这正符合中国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在国务院下发的《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至2020年，要基本实现经济结构向以服务经济为主的转变，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50%。”其中，“2010年，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比2005年提高3个百分点，服务业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比2005年提高4个百分点，服务贸易总额达到4000亿美元；有条件的大中城市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服务业增加值增长速度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和第二产业增长速度。”那么，在你研究并呼吁人才战略的过程中，你发现中国人才战略有什么变化吗？
王耀辉：中央主管部门也注意到全球人才战争的重要性。去年年底，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召开了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会议；其后，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了相关意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做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这也是被盛赞的“千人计划”。上海、无锡等地也在加紧研究如何引进海外优秀人才，提升城市竞争力。
《上海证券报》：你曾经参加过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的调研，并担任中组部关于国际人才竞争研究课题的专家组组长。你个人认为，和海外相比，我们人才战略有哪些不足的地方？
王耀辉：确实还有很长的路需要走。比如说解决海外精英入籍或永久居留权问题，承认双重国籍。实际上揽全球人才为我所用，不需要关心对方的国籍，最重要的对方是否是中国需要的人才。
此外，我们可以建立一个专业猎头机构、研究机构，有针对性地引进一些“超级人才”。如同当年周恩来总理挖来钱学森一样。其实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早就采取这一做法。这比飞到海外，一下收到一大堆简历更能对症下药。在引进人才的同时，中国也必须建立国际化的人才选拔、激励、评估制度，这样当海外人才入籍中国后能够发挥才能，中国才真正能从人才战略中得到较为丰厚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