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湘源
摩根士丹利亚洲主席史蒂芬·罗奇自称一向坚定看好中国，但近日在为英国《金融时报》所撰写的“我开始担心中国经济”，却未能免俗地讲了一个“叶公好龙”的故事。
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增长在2009年春季的急剧加速”反而令“一向坚定看好中国”的史蒂芬·罗奇不喜反忧？按照他在文章中的解释，虽然增长可以算是好消息，但增长代价高昂则是坏消息。而让他所不以为然的“增长代价”，是“中国决策者在制定宏观战略时选择了数量胜过质量的战略”。直言之，也就是指的4万亿。
史蒂芬·罗奇先生并不是不知道，“发展中国家总是需要更多的基础设施”，可是，为什么中国的4万亿投资在他的眼中就成了“走向了极端”的“令人担忧的失衡”？对此，罗奇先生的文章虽然并没有具体说明自己的经济学观点，不过，不难看出，他的担忧跟当前国内某些经济学家中甚为普遍的“叶公好龙”式的恐惧如出一辙，并无什么太大不同。
何谓“极端”？古人云：事急用其权。在金融危机的紧急状态下，没有“极端”的救市手段，何以挽狂澜于既倒？危急关头，如果并没有什么比美国的动辄千百亿资金救银行救金融机构和中国的一举投资4万亿更显得高明一等的非极端化的救市良策，如今又有什么资格来充当说三道四的事后诸葛亮呢？邓小平有句名言：“不管白猫黑猫，逮得住老鼠的就是好猫”。美国动辄千百亿的资金救银行、救金融机构，针对的是美国的国情，中国投资4万亿于基础建设，适合的是中国的需要。凭什么美国动辄千百亿的资金救银行、救金融机构就不叫“极端”，而中国投资4万亿于基础建设就“极端”化了？
诚如罗奇先生所言，2008年底和2009年初的中国经济所面临的情况是“何等的糟糕”。“由于发达国家同时出现衰退，外部需求骤降，摧毁了出口导向的中国增长机器。”如何应对危局？有人主张4万亿投资基本建设不如发消费券，更有甚者，还提出不如干脆把国有股全给分了。对4万亿投资基本建设持有异议的罗奇先生或许也是宁可赞同此类观点的。在他看来：“中国必须让经济增长转向国内私人消费，这可能需要在增长速度上做出妥协。但鉴于这会改善中国经济的质量，在增长方面做出短期的牺牲还是非常值得的。”这话表面上似乎很有道理，可是，罗奇先生的主张如果付诸实施会有什么结果呢？东莞的例子就是很好的说明。率先大发消费券的东莞，不仅在本地闹得轰轰烈烈，而且还把消费券热热闹闹地派发到了武汉。可是，轰轰烈烈、热热闹闹的消费券挽救了东莞急剧衰退的出口没有？没有。今年上半年，东莞的GDP增长率在广东倒数第一。
我不知道史蒂芬·罗奇先生所说“令人担忧的失衡”具体说的是什么，如果是指“在中国近期实施的4万亿元人民币经济刺激方案中，基础设施支出(包括四川地震重建支出)占据了72%的份额”，那么，应该说，这并没有什么不好。4万亿不仅带来了今年上半年依然增长了7.1%的GDP，而且，今年1至5月有关的统计数据显示，无论是CPI还是PPI，都是在逐月下降的。然而，这与其说是通胀，还不如说是通缩。
罗奇先生的失衡担忧，让我们想起国内经济学家的资产价格泡沫担忧，或者说通货膨胀担忧。同史蒂芬·罗奇先生一样，支持他们这一系列担忧的不仅是4万亿的基本建设投资，而且还有7.4万亿的银行信贷。似乎问题不仅是4万亿＋7.4万亿是不是必然流向房市、股市，问题还在于4万亿＋7.4万亿是不是等于鼓励资产价格泡沫和通货膨胀？
美国的金融危机引起人们对资产价格泡沫的警惕。对于银行信贷流入房地产市场和股市，我们的监管政策历来说的是“不”。不过，对于房地产市场和资本市场的繁荣，应该一分为二。不能动不动就斥之为泡沫。房价上涨，既有一定的投机性炒作的成分，但在很大的程度上也反映了老百姓改善居住条件和资产保值的需求，不能一概而论。再说，房地产对国民建设的拉动作用也是不能忽略的。股市的问题，更需要理性分析。一方面，沪综指上升到3400点，相对于去年最低的1664点来说虽然上涨了一倍，但是，相对于前年发生暴跌的转折点6124点来说则刚刚反弹了一半多一点。另一方面，IPO刚刚重启，市场资源供不应求的格局还远未得到改善。资本市场融资功能的恢复，不仅对经济复苏是有力支持，而且也使得投资者有了一个目前来说风险还不是太大的投资场所。
当前，房地产市场和资本市场资产价格的上涨，在笔者看来，不仅不值得大惊小怪，而且有助于推动国民经济走出低谷，克服通缩预期。根据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专家的预测分析，三季度居民消费价格降幅仍将在1.0%以上，尽管四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有可能由降转升，但幅度将十分有限。如果不出意外，今年价格运行的主要特征是下降，不会出现通货膨胀。
现实的通胀和预期的通胀毕竟是两回事。对通胀可以做好应对准备，但不能依据这一形同影子的预期来改变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