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性产品价格体制改革亟待破题。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近日称，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环保收费改革是今年改革工作的重头戏，要推进水、电、油等重要能源资源价格改革。同时，做好困难群体的生活保障工作，使这项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改革有序推进。

　　资源产品具有稀缺性，需要通过价格杠杆来引导使用者合理、有度地消费。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资源产品价格理性上涨是一个大趋势。但由于资源产品价格涉及国计民生，所以面临着平衡改革力度与居民承受力的考验。

　　事实上，国内的资源普遍定价偏低，这样的格局只会造成对宝贵自然资源的过度浪费，并遏制产业结构的优化转型。以水价为例，我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列世界第88位，仅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四分之一，是全球13个人均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一。但在既有的定价机制下，国内水价却长期低于实际成本价，致使实际用水量远大于社会必需数量，浪费行为又进一步加剧了用水紧张。由此，今年以来，天津、上海等多个城市已相继调整了水价。

　　然而，在调价的具体操作上，由于资源价格市场需求存在刚性，如何让涨价不造成负面冲击与伤害，则需要进一步细致的考量。从此前调整水价城市的做法看，“听证会”的单一形式以及“逢听必涨”的雷同结局，使得水价上调更像是资源供给方单独导演的一场秀。市场普遍质疑的核心在于，水务企业拥有行政性自然垄断地位，在每次听证会上均以成本高企、经营亏损为谈判的“撒手锏”要求提价。但是其经营成本的明细金额是多少、各项费用列支是否合理、是否存在转接不合理成本的冲动、水价上调幅度的科学依据是什么，消费者无法获得对称的信息。

　　市场的质疑并非无的放矢。此前就有媒体报道，国有发电企业的人工成本大大高于同地域的平均工资水平，补贴名目繁多，且数额不菲。更有坊间传闻，某市电企普通员工一年发16个月工资，另可享受年终奖和两份商业保险；而一位电厂抄表工的年薪居然有10万元。虽然我们无法查证这些传言，但资源垄断企业的高福利早已是人所共知。由于缺乏市场竞争的压价机制，资源企业依仗垄断优势，人为提高成本、转嫁管理效率低下所引发额外成本的可能性极高。

　　显然，目前“听证会”的调价模式，无法让资源性产品价格信号真正发挥出市场效应，反而强化了行政因素在定价过程中的作用。从海外资源定价方式看，逐步引入并实施资源产品民营化运作机制，才是从根本上解决相关市场价格失灵的有效方法。在经历了类似的定价难题后，西方国家自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兴起一场公用事业民营化运动。这场始自1979年英国撒切尔政府的运动波及到许多国家，而运动的实质就是把公用资源领域的决定权交还给市场，也就是通过引入多家民营企业参与产品供给竞争，以更低的价格和更优的服务为标准，进行公开的招标竞价，以此实现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从而避免公共事业产品的定价难题。

　　但需要提及的是，公共资源向市场开放并不意味着政府的退出。恰恰相反，在引入竞争的公共资源市场，行政力量高屋建瓴的整体规制更是不可或缺。历史上，向民营资本开放的韩国首尔公交系统曾一度面临恶性竞争、服务态度恶劣的窘境。为此，当地政府在保持民营公交公司竞争机制的基础上强力介入，重新控制公交线路的分配权、确定公交班次、改革收费方式，最终取得了良好绩效。

　　所以，资源性产品固然属于自然垄断的领域，但这并不是屏蔽竞争的理由。资源性产品的公共性并不意味着行政部门必然独家垄断其供给，它只意味着公共物品必须通过公共程序审核，并以反映公意的方式来抉择。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笔者以为，目前国内资源性产品供给的改革方向应是：在政府主导与监管的前提下，打开民营资本进入资源领域的闸门，通过“鲶鱼效应”彻底改变既有的成本加成定价模式，让竞争机制在市场前期发挥作用，使得业内的真实成本费用渐次透明化，最终倒逼资源供给企业内部挖潜、积极压缩成本，实现资源产品定价的合理化。

　　每次资源性产品调整价格，都会牵涉供给企业、行政部门和公众三方敏感的神经。调整这三者之间的利益矛盾，仅凭借一次性形式化的听证会显然是不行的。因为监管部门能否彻底放下对于既有国有垄断模式的习惯性推崇，才是掣肘资源定价体制改革的真正瓶颈。

　　（作者系上海第一财经频道主持人，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