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

　　广为流传的一种看法是，经济学太机械。在经济学家的眼中，一个活生生的人等同于一个缺乏感情的机器人。当然，未来的机器人能否会有复杂的情感不得而知，至少现在的机器人即使具备近乎完美的计算能力，但在情感方面还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人不仅可以具有机器人一样的超级计算能力，同时更具有丰富的情感，这是显而易见的常识。可经济学家并不在意这种情感因素。是无知地略过，还是科学地省略？

　　经济学家惯常的分析方式是，先把形形色色的人抽象成一个代表性的当事人，这个当事人具有几乎所有正常人的基本特征，或者说这个当事人体现了人的本质。当经济学家找出这个代表后，就开始为其量身定做一个行为模式，首先，这个人必须是能够穷尽各种选择机会，然后对这些机会一一比较；其次，这个人肯定能在这些机会中找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那个机会。具备这两方面的人，就是所谓的理性经济人。注意，这个理性经济人可不简单，他（或她）见识得广，能看到所有的可能机会；脑子得好使，能对各种机会可能带来的成本收益作出精密计算，还能从中挑出最好的；而且要超级冷静，只看利益，不谈感情，如此等等。所谓理性经济人，差不多也就是超人了。

　　这种超人离我们距离太远？看似如此。日常生活中，我们见识其实很浅薄，天大地大，自己所了解的不过沧海一粟，哪里能穷尽所有选择机会？很多选择机会听都没听到过，想象都想象不出，就更谈不上比较了。并且我们不仅浅薄，而且还有一点点不够聪明。经常算计了芝麻，却把西瓜给丢了。特别是我们不仅不够聪明，而且经常很冲动。跑到小市场买水果，挑最好吃的？不尽然，往往是外表漂亮的水果更容易被挑出来。所以，卖水果的总是用各种方法把自己摊上的水果弄得光鲜亮丽。其实味道如何，就不清楚了。

　　每每决定之后才后悔，这恐怕是每个人都经历过的。如果真的能够每次都找出最优解，并按照这个最优方案实施，那么世上就没有后悔一说了。都说没地方买后悔药，如果接受了经济学家的建议，不就不怕后悔了么？可事实上，经济学家给我们展示出来的人和现实当中的人，差距是如此之大，以至于经济学家自己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于是弗里德曼才赶紧出来辩护，说经济学家所用到的假定不用符合现实。问题在于，经济学家在对待人这个问题上，是无法回避事实的。作为祖师爷的亚当?斯密，就从来没有回避过人的复杂情感和心理因素。在《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中，斯密反复论及人性的多样性，这和后来的经济学主流传统似乎格格不入。另一个经济学巨人凯恩斯也是如此。这点在本系列的后续的文章中再慢慢谈及。

　　经济学为何从斯密早期对人的多样性的关注，逐步转变到摒弃这一多样性呢？其实说到底，这是人们自身渴望一个可控制的社会的结果。如果人过于复杂，过于情绪化，那么就意味着其行为不可控，一堆不可控的人加总起来，就可能意味着社会不可控。但要试图让现实当中的人简单化、机械化也是非常困难的。于是乎研究者就开始琢磨，如何让人和社会变得可控？说到底，知识分子大多是嘴巴上呼吁自由的，其骨子里都隐含着或多或少的控制情结。一有机会，知识分子就会跳出来说，需要适当的调控！需要适当的管制！需要适当的教化！如此等等。这大概就是哈耶克所一直警惕的所谓“致命的自负”。哈耶克之所以不讨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喜欢，或者只是被一些知识分子表面上崇敬，无非就是他说中了大家心中的隐秘而已。

　　从社会控制的视角来说，和人的多样化铁定无法兼容。因而在一个崇尚控制的社会当中，总是需要采取办法对人进行简化和净化。经济学家其实在这方面起了巨大作用。通过把人简化为理性经济人，就为后来的“计算机乌托邦”提供了最有力的前提。道理很简单，既然人都是理性的经济人，为什么不能把人纳入到一整套的计算机体系，通过计算机指令进行管理呢？当然，事后正常人都知道，这种计划经济实践不仅荒谬，而且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由此可见，经济学忽视人的多样性，后果很严重。而这种忽视和经济学所选择的心理学思想基础有关。或者说，经济学家是选择性地看待心理学，而不是科学地对待心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