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所谓“地理大发现”的1492年起始的几个世纪里，落后的“西方人”为了能够站在先进者的肩头上，只能拿实实在在的“纯金白银”来购买亚洲经济列车的乘车票。然而，一旦当他们控制了全球经济的火车头后，便通过控制和操纵全球金融体系，以实体经济虚拟化、虚拟经济泡沫化的手法，拿泡沫化与虚拟化的金融工具交换实实在在的物质商品和服务，并借此继续控制全球经济这趟列车。

　　◎袁 东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

　　这十多年来，我们看到和感受到的事实是，中国主要出口物质商品，进口“货币”和“虚拟金融工具”。其实，这一循环，对中国人来讲并不陌生。早在200年前的几个世纪里，中国就有着同样大量出口商品、进口货币的经历。

　　流通“银子”的银本位货币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很长时期。但银本位主导的中国却不是白银生产大国，支撑中国历史上银本位的白银不是出自国内，而是依赖进口。据推算，1493年到1800年，美洲出产了全世界85%的白银和75%的黄金。美洲在16世纪总计生产白银1700吨，17世纪为42000吨，18世纪为74000吨。从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后，欧洲就将美洲当成了财富掠夺地，白银首当其冲。17世纪运往欧洲的美洲产白银达31000吨，18世纪为52000吨。从1545年到1800年，美洲出产了13.3万吨白银，其中75%即10万吨被运往了欧洲。

　　欧洲将掠自美洲白银的40%左右运往了亚洲，主要是中国和印度。在18世纪以前的两个半世纪里，中国从欧洲和日本获得的白银近48000吨，欧洲商人直接通过太平洋经马尼拉转手到中国的在10000吨左右，加之其他途径，中国在此期间获得了60000吨左右的白银，大约占世界有记录的白银总产量的一半。

　　不同于欧洲从作为其殖民地的美洲直接向老家运回白银的是，从欧洲输往亚洲的白银，是被当成结算贸易赤字的支付手段，也就是货币来运用的。欧洲需要中国商品，却没有中国所需的相应物质商品出口来交换，便出现了巨大的结构性贸易赤字；最后，只得拿剥削来的美洲白银结算赤字。大量美洲白银就这样源源不断在从欧洲进入了中国。

　　中国为什么需要那么多贵金属？因为那是世界货币！

　　这一历史现象，反映了当时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强大的生产与出口能力。到1750年时，占世界人口66%的亚洲创造了80%的全球产值。这成了弗兰克教授反对“欧洲中心论”，主张以世界体系视野观察人类历史的一个强有力证据。他形象地比喻，欧洲人拿美洲白银，购买了一张乘坐亚洲经济列车的票，起先是一个三等厢，后来变为二等、一等，直到19世纪取代了亚洲成了火车头。或者说，欧洲是用掠自美洲的白银，从亚洲背上爬起，最后站到了亚洲的肩膀上。

　　这种历史现象，更是一个中国“进口货币”、“出口商品”的典型反映。不过，虽然在形式上，与过去十几年来的情形几乎完全一样，效果却大不同。

　　第一，尽管同样是世界货币，但一个是有着内在价值、有着商品功能的贵金属，一个是同贵金属脱了所有干系、没有任何内在价值的纸币及其虚拟性的衍生泡沫。

　　15世纪到18世纪末，中国大量进口的白银有力地支撑了银本位货币制度。银本位不仅是中国货币制度的基础，也是世界货币制度的基础。在中国货币即为世界货币的背景下，白银的大量输入，促动了中国经济的商品化与货币化，提升了有效需求，从而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扩张。而白银有其内在价值，因而这种货币币值并不是欧洲人所能操纵的，因此既能满足贸易顺差国家币值长期稳定的储备所需，又不会引起顺差国家的通货膨胀。事实表明，在中国大量输入白银的历史时期，并未伴随着通胀。

　　然而，今天，中国持续高速增长的出口所换回的美元、欧元或日元，完全是信用纸质货币，不能在境内流通，出口商只能换成同样是纸币的人民币，才能形成境内购买力。无疑，随着外汇储备的增多，以“外汇占款”形式“挤出”的人民币就越来越多，不可能不增加国内通货膨胀压力。“进口货币”越多，输入通胀的风险越大。而积累的“进口货币”完全受货币发行国的操纵，一旦发生即便是比眼下这次金融危机还轻的危机，“货币出口国”通过通胀和货币贬值政策，就足以使中国巨额外汇储备迅速而大幅缩水。这种风险对“货币进口国”而言，是银本位时代所难以想像的。

　　第二，作为“货币出口国”，一个是基本无法回收所“出口”的货币，一个却可以轻易回收。

　　第三，那时，中国有着全球最强的经济竞争力，中国“进口货币”——商品的净出口，反映的是一种综合经济优势，至少在物质商品上，中国对外所需远小于海外对中国所需。但今天，中国的产值只占全球的4%。即便中国对他人的高科技产品和资源所需很多，而他人或者不给，或者所给极少，而所愿给只是完全控制在人家手中的纸币及其虚拟泡沫性金融工具。此时，中国的商品净出口就只能是一种他人对我们的劳动力、资源、环境的剥削甚至掠夺。尤其积累的“进口货币”是没有内在价值的纸片，就更加重了这种不对等交易的悲剧色彩。

　　由此，我们很清晰地看到，从所谓“地理大发现”的1492年起始的几个世纪里，落后的“西方人”为了能够站在先进者的肩头上，只能拿实实在在的“纯金白银”来购买亚洲经济列车的乘车票。然而，一旦当他们控制了全球经济的火车头后，便通过控制和操纵全球金融体系，以实体经济虚拟化、虚拟经济泡沫化的手法，拿泡沫化与虚拟化的金融工具交换实实在在的物质商品和服务，并借此继续控制全球经济这趟列车。

　　进一步的推论是，即使眼下这次金融危机使整个美欧受到极大损伤，但世人不要以此幻想美欧会在所谓“去杠杆化”、“加强监管”的呼声中能真正缩小金融交易规模与范围，甚至企望他们会放弃对虚拟资本的掌控与贪婪，而重新加强物质生产等实体经济力量。很可能的趋势是，美欧在此危机过后会继续加快和深化“金融创新”，继续转动经济虚拟化的“魔盘”，继续通过出口“泡沫化的金融工具”来购买发展中经济体的物质商品和服务。

　　对此，作为新兴发展中经济体的中国，应有的策略至少是逐步减小对净出口的依赖，转向进出口平衡的贸易政策目标，减少积累“进口货币”，降低外汇储备增长速度和规模。鉴于在可预期的将来中国经济的继续增长，在一般物质商品需求上几乎不存在对外依赖，因而，一旦现存巨额外汇储备所形成的证券资产能变现时，应将相当一部分转用于官方和民间的对外直接投资，购买中国发展所欠缺的战略性资源、高科技资产、先进知识产权等。另外，还应联合其他发展中新兴经济体，以诸如“金砖四国”、“中非峰会”、“上海合作组织”等方式，积极参与改革国际金融体系，以此遏制美欧通过操纵其货币与金融体系损伤发展中新兴经济体的正当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