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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当初中国加入WTO时，曾经有不少学者讨论其利弊，并大肆争论“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而现在的事实证明，当初的言论观点90%以上都是错误的。WTO对于中国而言，带来的基本都是“利”，拉动了中国第三轮经济增长高潮，实现经济增长总量世界排名第三，并日趋逼近排名第二的日本，有望与美国共同形成G2时代。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来自外需推动。当初各界对中国加入WTO会形成对中国传统产业的冲击的忧虑并未成为现实，反而使各项产业都步上了新台阶。而我忧虑的是，当时所有报告均未预测到唯一成为“弊”的，是外资企业的进入和国有大企业在垄断领域的扩张，进一步挤压了中国民营企业的相对发展空间，甚至影响了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进程。
导致民间投资不踊跃的原因：一方面，民间投资原有领域内产能过剩；另一方面，民间投资在一些领域内的生存空间被进一步压缩，造成实质上的国有经济对民间经济的挤出现象，并在金融危机时被迅速放大。近几年一直存在的在钢铁、航空、资源等领域内对民资的政策瓶颈，在危机之下，有相当部分演变成了以国有企业为主导，辅以行政干预的重组案例。甚至在以往民间资本活跃的房地产行业，在信贷推动和刚需释放等多方面因素作用下出现了价格和销售回暖迹象时，也出现了国有背景公司抢得绝大部分“地王”的现象。
通过对宏观和代表行业的分析，在应对本轮国际金融危机时的扩张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确实对稳定中国经济起到了一定的正面作用，但是离“通过政府主导的投资带动民间资本”的政策初衷却也渐行渐远。
最近在一次由经济学家和企业家代表参加的经济论坛上，经济学家们认为打消通缩预期之后逐渐趋于转正的价格水平，和通胀预期应该刺激企业投资需求才对。而企业家的反馈却是：实体经济的项目建设期往往都有三五年时间，目前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扩张财政政策在将来将形成通货膨胀等过热现象。政府难免要针对这些采取调控手段，那时自己很有可能首先成为“被调控”的对象。而一旦调控，中小企业与民营企业首当其冲。
民营企业要问“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从企业角度而言，宏观调控和紧缩存在一个悖论：一旦调控，中小企业与民营企业一般会成为银根紧缩等调控措施的第一波牺牲品；而一旦银根放松，刺激经济时，资金流向的是大型项目、流向大型企业和国有企业。所以无论银根紧松，得益的都是国有大型企业，受损的总是中小民营企业。
从长远来说，改善民营经济生存环境对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经济结构转型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所幸，政府意识到了危机时刻所采用的“猛药”带来的副作用，以及常规调控手段的局限性，在近期明确表达或是积极制定关于放开民间资本准入限制的政策。按照国务院“进一步启动民间投资，保增长”的要求，国家发改委正在积极拟定鼓励促进民间投资20条意见。愿这些意见能够成为可操作性的做法，迅速兑现并加快配套措施的落实。有关部门也能认真研究改革开放30年来的经验，找到在这场危机中中国经济“调结构”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