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 勇
一年后的今天，希望战胜了恐惧。复苏之路正在全球伸展。
次贷危机在2007年4月在美国爆发，但在2008年9月份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之后，迅速升级为一场恐慌性的全球金融危机。而现在，尽管复苏相当缓慢，但一年来的政策努力阻止了大萧条的再次降临。就美国情况而言，失业率可能会上升到10％，但在当年大萧条时，失业率高达25％。因而，尽管影响深重，大萧条这个头衔仍只属于80年前。
总结危机之源固然重要，但至少同样重要的是，大萧条的再次发生的结果已被成功避免了。一年前，包括美联储在内的诸多人士对这场危机的性质和影响都还没有清醒的认识。此后，各界对金融危机的诱因作了全面反思。人们集中认为，长期宽松的货币政策、全球化背景下的高储蓄和低利率，以及宽松和缺位的监管是引致危机的根源。除此之外，同样重要的问题在于，我们何以成功地避开了大萧条的再度发生？有趣的是，当我们考量这个问题时，我们就会看到宏观政策和全球化等因素对全球经济周期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因素在放大经济周期的同时，也是危机治理所倚重的基石。
包括伯南克在内的学者曾一度宣布经济周期已被驯服。其实，金融危机的种子深藏在人性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周期不可能被消除，但可以被缓解。货币政策和全球化时代可以为这轮金融危机提供解释，但危机和萧条的原因很难完全归结为外部因素。对大萧条最成功的解释总是和行为经济学联系在一起。凯恩斯的危机理论主要建立在所谓三大心理学规律之上，尤其是他所强调的动物精神。动物精神指的是，人的行为选择中所包含非理性行为和非经济动机。这一理念虽然得以传承，但主流经济学却还是建立在完全理性人的假设基础之上的，这意味人的选择总是正确的，作为其汇总的市场也总是有效的。这套理论能够说明均衡路径的变化，但无法解释经济波动。
这次危机与大萧条相比，危机前的泡沫可能更大，资产价格的下跌程度也可相提并论。比较两次危机，可以清楚辨识的区别在于，主导危机救助的政策理念有了显著变化。大萧条暴发时，在财政政策方面，胡佛政府坚持财政平衡思路。为应对急剧下降的政府收入和不断上升的政府支出，政府努力提高税率，削减政府支出。在外贸政策方面，股市崩盘之后，胡佛不顾1000多名经济学家联名反对，坚持兑现其竞选承诺，于1930年签署了“斯姆特－霍利关税法”，该法案将2000多种进口商品关税提升到历史高位。
更重要的是，这段时期的货币政策仍受到大萧条之前的反过热和反通胀思路的束缚，犹豫而保守，反复而矛盾。纽联储曾坚持以自己的账户购买了一定规模的国债，但由于受到了美联储和其他储备银行的抵制，而救市行动被迫终止。美联储仅把目光盯在银行系统的流动性上，多数联储官员认为，市场上有足够的资金，不需要投放更多货币，为审慎起见，货币政策应保留余地。美联储固然购买了一些国债，并下调了利率和贴现率，但事实上却允许了货币存量大幅度下降，这部分是银行大面积破产的结果。
在这次危机中，世人明显感受到了理念的转变。各方都认识到，仅从名义利率等常规指标定义市场流动性状况，会出现一定偏差，因为即便名义利率不高，但通货紧缩会使得实际利率高企。有时候，市场短期国债利率甚至为负，这反映的是市场恐慌和信贷紧缩，而不是流动性充裕。同样，大萧条时期商业银行较高的超额准备金率，也不意味着市场不缺资金。在危机救助中，全球央行不仅向银行系统大规模注入流动性，还通过购买国债等手段激活债券市场。
很多人会争辩，央行和监管机构本身也应对这场危机负责。摩根斯坦利的罗奇旗帜鲜明反对伯南克连任，他认为伯南克的确成功地处理了金融危机，但他本人也是促成这场危机的重要推手。在房地产泡沫化时期，伯南克和格林斯潘一起力主推行低利率政策。事后来看，危机前的货币政策的确可圈可点。但危机前很少有经济学家成功预见到了金融危机，中央银行家只是他们中的一个群体。
在这场金融危机中，新兴经济体成了全球经济的稳定器而不是放大器。有种观点认为，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储蓄过剩，中国和苏东国家融入了全球化，加剧了全球经济失衡，并使得长期利率保持在低位，进而刺激了资产价格的泡沫化。但就本质上而言，全球化带来的是全球化红利，这在危机前后均是如此。在这次危机中，正是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崛起才避免了全球经济更大幅度的收缩，并对全球贸易构成了支撑。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政策的率先出手并发挥效用，起到了很好的带动作用，新兴经济体的率先复苏不仅提振了复苏信心，还带来了真实的进口需求，全球经济由此也避免陷入保护主义的漩涡。
可以说，我们与大萧条擦肩而过，首先得益于人类知识的积累以及政策执行力的提升。纽联储行长盖特纳升任美国财长，伯南克成功获得连任，不仅是政治平衡的结果，也是对其政策成效的肯定。这让我们相信，成功的政策的确能有效地降低经济危机的痛苦。此外，还得益于以新兴市场经济体崛起为代表的全球化时代。在这个被称为扁平化的时代，新兴市场经济体也将在未来继续领先增长。金融危机凸显了隐藏在黄金盔甲下的人性弱点。危机还会如影相随。值得欣慰的是，我们看上去具备了避免出现大萧条式崩溃的要素。
（作者系经济学博士，宏观经济观察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