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重振增长”为主题的今年夏季达沃斯论坛，成了一个各方表明应对金融危机态度和措施的良好平台。从在大连的这个新领军者年会的三天会议议程中可以看出，各方对重振增长确实有一些意向性看法，强调了利用科技进步、绿色经济、融资创新、新型商业模式来推动经济增长。

　　不过，深入探讨却发现，虽然一些新名词似乎意味着经济增长方式在谋求根本转变，但不管瓶子多么新，在推动经济增长上有的还是“旧酒”。 增长理论很复杂繁琐，但增长本身没有什么神秘，无论政府如何智慧，也只能在自然资源、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制度创新、企业家精神这六个因素打转转。究竟增加哪些要素的投入，都摆不脱供给和需求变化的引导，脱不开成本—收益算计的约束。低碳发展战略到底能不能拯救世界经济，归根到底还是要看是否受到有效的激励，能否产生可持续的收入流。

　　当然，我们也在今夏达沃斯论坛听到了一个新颖的提问：新社会契约的基础是什么？是的，契约或者说合约，才是理解经济危机和重振经济的关键词。合约是制度安排的核心，不仅确定了资源的配置和利用状况，还具有规定收入分配及再分配的功能。只有当合约所决定的交易费用足够低时，经济增长的可能性才会存在。事实上，美国庞杂的次级贷款制度，就是由一系列的合约关联而成。当利率和价格变化超出预期时，一些合约就出了问题，整个制度也接连倒坍了。而美国的经济又通过大大小小的合约与中国政府和企业连接在一起，中国企业又通过合约与员工、供货商、银行、经济开发区及地方政府连接在一起。在危机中，大量的合约变得无法实施，经济增长也就随之停顿。

　　温家宝总理在论坛开幕演讲中说，中国取得的成绩是实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一揽子计划的结果。笔者认为，重振全球经济增长，同样需要推动一揽子的“合约重构”计划：我们需要企业内部利益相关者的合约重构、市场结构合约的重构、企业与金融机构合约的重构、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合约重构以及各国之间合约的重构。当然，需要警惕的是，合约重构会向着降低交易费用和增加交易费用两个不同方向前行。总体而言，经过平等自由协商而形成的合约，具有更低的交易费用，而依据主观判断强加于人的合约，会有非常高的交易费用。

　　企业作为一个多种资源的集合体，要有效降低交易费用，就是要在尊重和平衡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基础上签订合约。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同员工的合约可能会受到《劳动法》的制约；同股东、客户的合约也会因所具有的行政垄断地位而变得不必要。然而，正如阳狮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Maurice Levy在达沃斯论坛所提出的，企业应该从金融危机中学到改革的机会和重新调整的机会。企业应该在一个自由的、透明的、开放的市场，而且应该是公正、公平，应该可以分享和共享决定的，应该做得更好。

　　结构调整意味着企业退出或进入某个行业，也隐含着大量合约的更替。例如，企业兼并重组就是以合约的方式将众多的小企业打造成大企业。在产能过剩的呼吁中，市场结构合约的重构理所当然，问题同样是依靠市场规则和竞争手段才能最大限度降低交易费用，而权力部门的强制安排，常常后果堪忧。

　　一些专家将高杠杆率看作是金融危机的起因，试图推动去杠杆化，不要让人们借钱在资产市场中炒作和投资。这显然不明白合约的自发性质，企业和金融机构之间的合约，实际上是依据利率水平和相关因素来确定的，外在干预只能加大风险。

　　在中国，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具复杂多样的合约关系，企业从经济开发区购租厂房，政府则从企业那里得到税收和增长。作为市场的参与者，政府同样需要根据情势重新修订与企业的合约。例如采取减免税收和鼓励投资的政策。但是如毕马威国际董事长Timothy P. Flynn在论坛上所说，政府不应该参与企业的管理。

　　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壁垒会增加交易费用，只有不同国家的企业间的自由谈判所达成的合约，才具有最低的交易费用。虽然在金融危机中，贸易保护主义并没有大力抬头，一些国家的政府也承诺在长期之内开放市场。但这种贸易保护主义的争论和风险一直存在，对中国来说，铁矿石价格谈判、美国的轮胎特保都是非常严峻的现实。事实上，到底中国生产、出口，美国大量消费和创新的模式是否需要彻底调整，所要依据的并非单纯的民族情感，而是应由那些签订合约的企业来决定。当企业合约表明，从中国运出去衬衫、玩具和小型推车，运进来铁矿石、石油和天然气依然是划算的，那么这一模式还需要维持，尽管批评的声音很响亮。

　　那么，该由谁来推动这一揽子合约的重构呢？应该是那些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官员、商人、学者，他们担负着推动制度创新、降低交易费用和创造利润的重要职能，也理应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

　　（作者为广州景基投资有限公司投资总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