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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以来一直不断提高金融产业边际利润率的美国，如今终于要换换口味了。中国外贸发展的“黄金十年”，或许就此会成为历史记忆。
当奥巴马在G20匹兹堡峰会前提出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口号时，不少中国人认为这是美国转移国际社会关于金融体系改革视线的一种战术安排。然而最近发生的一系列针对中国的经济动作表明：美国正在收紧对中国的经济防线。
尽管从表面上看，美国财政部在向国会提交的2009年下半年《国际经济和汇率政策报告》中拒绝指称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但其实华盛顿对人民币施压并没有相应减轻。除了报告认为人民币汇率被低估以外，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市场压力仍在走高。上周六，海外无本金交割市场（NDF）对未来一年人民币升值预期再创14个月以来的新高；而由美国主导的G7最近突然提高了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分贝，其人民币升值“有助于促进中国与全球经济实现更加平衡的增长”的煽动性语言，无疑是戴在人民币头上的新“紧箍咒”。当然，在美中经济力量对比早已今非昔比的今天，硬要让中国重蹈日本在24年前签署“广场协议”的覆辙，可能性似乎不大。但美国完全可以通过适当的贸易围堵，以及外围市场操作达到类似的目的。
众所周知，美欧最近针对中国部分出口商品的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其符号意义远远大于实体意义，真实目的无非是力压人民币升值。另一方面，美国放手让美元驶入贬值通道，即使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不断走高，又大大提升了美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美国8月国际商品和服务贸易逆差因此减少了3.6%。可谓一举数得。而更危险的信号还在于，美国通过远期NDF市场已部分控制了人民币的价格波动路径，人民币的汇率变动的主导权已部分掌握在包括外国银行在内的做市商手中。假如国内有学者关于“美国已将本次人民币升值的技术市场铺垫完毕”的判断成立，则人民币的近忧无疑应当引起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
美国近期针对中国的一系列经济动作背后的动因，是美国决定单方面改变中美经济分工格局，以切割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核心利益。早在去年11月14日，时任奥巴马总统竞选顾问的Laura D’Andrea Tyson在出席由中国有关方面举办的《世界经济与中国2009：变化中的世界和机遇》论坛时就表示：中国不可能永远是供应链中心，“美国消费－中国生产”的模式将在未来十年失效。奥巴马政府上台之后，一方面继续借助中国之力以稳定经济基本面，另一方面通过发动新能源革命，着力营造美国经济转型的基本条件，以求重新占据世界经济制高点。随着美国经济逐渐企稳，美国财经领袖决定改变多年来的经济发展偏好。经由本次经济与金融危机的冲击，美国深知通过追求金融产业边际利润率并依靠美元本位和全球化红利支撑经济发展的模式，其实并不利于美国经济的持续繁荣与稳定；尤其面对中国在实体经济领域竞争力的大幅提高，美国只有放弃对“金融巫术”的过度偏好，将经济政策着力点调整到重视实体产业和出口导向的轨道上来，方能在修复经济失衡的同时，扭转美国在国际经济竞争中的颓势。用白宫经济决策的灵魂人物——白宫经济委员会主任萨默斯的话来说，就是：“美国必须成为以出口为导向而不是以消费为基础的经济体，必须依靠真正的工程技术，而不是金融巫术。”也许，这是美国从本次金融危机中汲取的最大教训。的确，在经济繁荣的年代，处于经济分工顶端的金融业即便出现严重的生态异化，其外部效应也容易被忽视。但当支撑金融业发展的实体经济因受金融危机冲击而跳水的时候，金融业的自私面目以及对促进广泛就业无能为力的弱点便暴露无遗。某种意义上说，金融业越发展，财富就越容易畸形集中，就越有可能损害社会财富的合理分配。而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产业的发展，则可以在较长产业链上实现财富的合理分配，尤其对提高政府极为关注的就业率大有裨益。正是看到了金融业的上述弱点，美国决定正视本国经济发展的沉疴，并采取实质措施来提升经济竞争力。
过去十年，尤其是加入WTO以来，得益于贸易条件的改善、全球产业转移以及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环节取得了相对稳定的收益，在金融领域的审慎开放也帮助中国金融业躲过了这场金融危机。正因为如此，深受危机冲击的西方国家格外“嫉妒”。尽管他们未必认同中国的发展模式，但完全可以将经济发展轨道暂时切换到制造业和出口导向上来。美国近来的一系列经济动作正是基于锻造美国经济竞争力、削弱中国经济优势的战略考虑。如果美国在重整实体产业竞争优势的同时，成功地通过美元的贬值、人民币的升值实现出口的快速增长，则不仅有可能打破“美国消费－中国生产”的分工格局，而且将极大地挤压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环节的核心利益。另一方面，假如美国在新能源技术研究的取得重大突破，结合其依然强大的金融服务优势以及丰富的新技术产业化经验，美国无疑又将针对中国筑起新的经济高墙；届时中国不仅难以与美国展开平等经济竞争，而且将失去原先拥有的传统经济优势。对此，我们需有周全准备，在以建设性举措稳外需扩内需的同时，应着力培育高端产业竞争优势。在积极提升金融业竞争力的同时，切实增强对前沿技术的科研能力，力争在新能源、航空航天、电动汽车、生物制药等产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瓶颈，收复已经失去或者正在失去的经济主导权。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