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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奥巴马就要开始他以总统身份的首次中国之行了。当今之世，中美关系和两国元首互访的重要性，早已无可争议，令人争议的是中美关系应当以何种方式磨合，“山姆施压—中国应对”的方式是否应当继续、能否真正改变。
“山姆施压—中国应对”的方式得以形成，既有客观的国力差距因素，也有主观原因。150多年来，中美双边关系一直是不平等的，美国综合国力遥遥领先于中国；随着双边经贸和政治、军事关系的深化，就总体而言，美国所求于中国者少，而中国有求于美国者多。即使是在美国有求于中国之际，如二战之中需要中国牵制日军，冷战时期需要中国牵制苏联，美国本土也从未面临直接的、生死攸关的威胁。由于双方实力确实存在差异，更由于我国社会盲目崇美之风盛行，中美之间的所谓“对话”，往往不过是美方对中方的“训话”，美方所作所为不过是带着一张长长的要求清单递交给中方，而中方所做的不过是被动地讨价还价。然而，数十年来，依靠我国国民持之以恒的勤奋劳作，中美综合国力对比日复一日地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渐变，时至今日，变化已不算少；缘起美国的全球性经济金融危机，更有可能推动中美关系发生剧变，因为这场危机不仅极大地削弱了美国的硬实力而相对提升了中国的硬实力，更极大地削弱了美国在某些中国人中一度“神话般的软性影响力”。
然而，“可能”并不能自然而然成为现实。经过这场危机，美国面临正常经济思维和帝国思维之间的选择，两者都承认美国软硬实力因危机而受损、中国软硬实力相对上升的现实，但前者因此而认为需要更慎重地处理对华关系，后者则因此更强烈地主张遏制、打击、削弱中国，以免中国成为其竞争对手。从美国危机后挑起对华贸易摩擦激增、特别是奥巴马访华前夕美方言而无信将对华贸易争端推向新高峰的现实来看，美国的帝国思维根深蒂固，尽管尚未过去的危机已使美国在对其本土生死攸关的问题上有求于中国，但美国统治阶层不愿意让奥巴马以有求于人的姿势来到中国，而是希望尽可能维持对中国咄咄逼人的姿态，希望他表现得不像债务人见到债主，而是相反。因此，要建立更为平等互利的中美关系，走出“山姆施压—中国应对”的泥淖，我们就必须主动向他提出我们关心的政治、经贸和军事议题。
由于中美两国都是大国，两国举动的影响必然溢出国界；更由于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需要向世界展示提出世界新格局构想并付诸实施的“世界治理能力”，我们希望奥巴马此次访华在经贸领域达成的共识，既包括单纯的双边问题，也包括区域和多边问题：
——切实落实遏制贸易保护主义、特别是美国贸易保护主义蔓延的共识。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美国经济和贸易规模居世界榜首，因此无论是奉行开放贸易还是奉行保护主义，其示范效应都是全世界最大。其次是因为美国的制度决定了这个国家具有强烈得多的内在的保护主义倾向。西方代议制民主政体本身就更容易使贸易保护主义势力取得与其实际经济实力份额不相称的政治能量，美国宪法将对外贸易政策决策权授予国会，使得美国主张贸易保护主义或贸易问题政治化的利益集团比在行政主导的国家更易左右国家贸易政策走向。第三，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更刺激美国贸易保护主义道德风险恶性膨胀。第四，奥巴马本来就是靠众多人的天真期望当选美国总统的，他上台后支持率直线下降实属理所当然，而随着造神运动的光环消失，随着他的政治支持流失到一定程度，他寻求贸易保护主义势力支持的内在冲动已在大大增强。无论是为了中国的国家利益还是为了国际社会的公益，我们都需要遏制奥巴马的此种道德风险，以免美国重蹈1930年代大萧条时期《斯穆特-霍利关税法》之覆辙而害人害己。
——保护中国直接投资在美国市场获得安全和公平的准入机会。此举对中国的意义不言而喻；对于美国而言，这是让中国贸易顺差回流的最好方式。奥巴马来访之前不是造势要向中国提出人民币汇率问题吗？那么美国人就必须明白，人民币升值带来的不仅仅有他们所期望的效应，也有他们很多人不甚喜欢的效应，包括刺激中国加快产业升级和对外直接投资，中国投资者在美国市场的攻城略地将明显加速。中美已在去年年底的战略经济对话中就谈判新的投资保护协定达成共识，我希望他的来访能够加快推动此项工作。
——就反危机政策的协调和未来退出事宜达成共识。这是世界经济当前的大事，中美两大国自是责无旁贷。
——保护中国在美证券资产（包括美国国债和公司债券、股票等）的安全。这个议题本属老生常谈，但鉴于美方言而无信的前科累累，我们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
——停止美国在第三国对中国贸易与投资的干扰，给中国企业和东道国一个稳定、可预期的商业环境，也把美国企业的精力集中到提高自身效率和竞争力上。
——就推动世贸组织多哈回合及其重要议题进展达成共识。
——就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取得进展。
面对这些问题，奥巴马先生，阁下的团队为您准备好答案了吗？
（作者系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