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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今年3月初，央行行长周小川提出超主权货币时，我就在上证报发过一篇《当超主权货币遭遇碳关税》，提出未来世界主导货币体系的最关键因素不是谁的货币的问题，也不是谁来发行的问题，而是谁能掌握发行权的问题，这个发行权的最主要决定因素是二氧化碳排放权：谁手中掌握的二氧化碳排放权多，谁就掌握了未来世界主导货币发行的主动权，就像当今世界谁掌握了石油谁就掌握主导货币一样。只是这样的声音在当时还未能进入主流的视听范围。
今年5月，我在复旦大学的一次国际研讨会上提出上述观点时，不料引发一位来自美国某研究机构的华人学者的严辞批评，他信誓旦旦地说，如果二氧化碳排放权真有那么大作用的话，美国给中国开出的条件应使中国欣然接受才对，怎么会遭到中国的坚决反对呢？之后，此人从各种技术角度说明了哥本哈根框架下中国将要得到的种种好处。对于这样的批评，我当即反问：如果如你所说中国真得到了美国那么多好处，为什么不愿意接受呢？难道非要美国人软硬兼施地“赐予”？这是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逻辑。
实际上，所谓技术层面的“好处”，只不过是美国人谈判桌上的技巧而已，本质上还是为了要控制未来的国际金融新秩序。鉴于中国目前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模式，中国眼下可以得到的好处其实只是未来巨大不确定性中的确定因素，远不足以应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将给我们这样的经济模式带来的不利不确定性。如果真是有利于未来我们共同的环境，为什么美国不把先进减排技术转让给中国呢？凭什么中国非得接受这样一个再次将主导货币发行权拱手相让的机会呢？
从这个意义上看，哥本哈根不签协议，至少对中国而言，不是最差结果。不过，尽早制定我们未来的经济发展路径与模式实是当务之急，因为，虽然协议没有通过，但不排除未来发达国家大面积征收碳关税的可能，更不能排除类似协议在未来某个时刻“必须”通过的可能。无论哪一种情况，都是做空中国经济价值的利空因素。所以，有这样几件事是从现在起就必须考虑并着手解决的：
一是尽快实施产业结构调整，将制造业（尤其是高能耗、高排放制造业）占比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尽管这样做，会产生在过剩的劳动力与经济价值提升之间的冲突，但时不我待，未来世界经济的发展大势是绝对不会“照顾”所谓的中国国情的，如果我们总是抱着这样的观念去对待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那也就只能永远跟在别人后面了。
二是尽快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虽然不可否认高投入、低产出、高资源消耗的发展模式在经济转型初期的作用和意义，但更不可否认的是，要想使经济发展登上一个新台阶，尤其是适应未来低碳经济趋势，这样的模式是非改不可的，以低能耗、低排放、高附加值为特征的新型经济模式已成为必然。从这个角度去看，究竟是依靠外部消费还是内部消费刺激经济其实并不是问题的最关键，而发展模式的改变才是当务之急。
三是尽快建立节能减排技术的交易平台。我们把获得减排技术作为谈判因素是有道理的，但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得靠我们自身的技术研发。实际上，技术研发的生命线不在于项目外部的资金或者政策问题，而是合理的市场交易平台。市场交易平台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可以使“科技转化成生产力”，更在于可以帮助确立项目的可行性决策以及价值评估体系。以往这些工作都是以人的主观判断为依据的，其结果往往是判断失误，以市场交易平台隐含因素作为决策依据，不仅可以解决主观判断错位问题，更可以确立新技术的价值评估体系，为技术市场化奠定基础。
或许可以说，哥本哈根未签协议给我们留下了一定的空间和时间，但不会太多太长，抓住机遇，抓紧时机，练好内功，是迎接挑战的最重要环节。
（作者系哈尔滨商业大学金融学院金融工程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