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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的情形是，谁能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质量，给更多的人提供商品或服务，谁就更有钱财。以此来看，娱乐明星比学院哲人赚钱多，就没有什么不好理解的。既可在图书馆收藏，又能摆在街头车站机场书摊和超市的书，肯定是畅销书，作者名利双收。否则，曲高和寡，没有市场，不可持续。某种程度上说，越是俗的事务和活动，越有市场。越有市场者，越有名利，也越有话语权和影响，就越被看成不一般，也就变得越来越不俗。大俗者，大雅也！
19世纪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曾这样写道：“只有向后看才能充分地理解生活。”是的，“向后看，我们认为自己知道所发生的一切。”人们一再追问和探讨：西班牙和葡萄牙开始远洋航海时，当时以中国和印度为中心的亚洲区域，远比当时的欧洲富有和文明。尤其是1405年到1431年，明代中国曾有七次大型航海活动，早于西班牙大规模远洋航海90多年，为什么没有持续下去，更没有演化出工业革命呢？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恐怕要归于天朝帝国的孤傲与自负，在一种自认为优雅的氛围中走向了封闭。在一种“海战乃商贾之事，与君王威望无关”的态度中，亚洲人大都不关注海权和海军实力，从而几近完全丧失了制海权。郑和下西洋，仅是炫耀赫赫天朝威名，以赐予蛮夷渊博学识、接受崇敬和进贡为己任，无关商贾贸易。因而，如此大规模的航海，却全然没有金钱计算的概念，一切只属于皇家官办，结果只能是成本远大于收益，极具脆弱性，不具可持续性。这样的活动越奢华，花费越大，也就越容易使自身走向终结，甚至极端，那就是销毁船只，视一切航海活动和海上贸易为非法，最终走向封海，闭关锁国。
欧洲人的航海冒险和所谓地理新发现，就只有明确的世俗目标：财富获取，为此而不惜采取可以想到的一切手段。航海费用不仅仅来源于皇家资助，更主要来源于社会各类集资。这就是为什么股份制企业的组织方式，最早兴起于航海贸易企业的原因所在。金钱计算的理性，确保了资金来源的可持续性，也就确保了航海冒险的可持续性。
他们当然也有讲优雅的时候，那是核心精英集团为了确保其社会主导地位而极力避免世俗化和普通化所故意采取的手段。西方宗教神权统治期间，书写文字只准用晦涩难懂的拉丁文，教会阻止白话译本的《圣经》面世，为的就是确保并巩固僧侣与教会对书面语言的垄断，防止因广泛阅读所带来的新知识和异端思想的传播。然而，一旦书面用语白话化，习惯用语广泛被采用，尤其是印刷术出现后，思想的传播大大加速，知识就从少数僧侣与统治阶层的垄断之中跳出来世俗化，普及化了。这大大促进了财富创造、经济增长、政治变革和社会发展。
不错，科学创新和基础理论确实基本产生自优雅的学术殿堂里，不可能一开始就为普通大众所能掌握。然而，再先进的科学知识和高新技术，如果不是为了人类的世俗目标，也将无用；况且，如果走不出学术的象牙塔，不被广泛的大众所知所所用，就意味着不能转化成生产力，对于财富创造和社会发展而言，也就没有什么价值了。如果没有18世纪和19世纪上半叶大量英国工匠的努力和配合，英国那些先进的科学知识也断然转化不成工业革命的力量。从这个角度看，不妨说，科学技术转化成生产力的过程，就是一个世俗化的过程。
在一个为种种世俗化目标奋争的社会里，并不意味着没有好奇心、灵感和冲动，恰恰相反，这样的社会充满了好奇心和异端思想，以及财富创造的冲动与激情与持续不断的灵感。因为，好奇心和敢于持有异议，是催生新思想的两个无论怎么评估其重要性都不为过的主导因素。一个社会缺乏了好奇心，也就失去了学习冲动和能力，不再放开眼界，没有了激情和灵感，最终走向内敛、封闭、浅薄、停滞、衰微，甚至灭亡。
正因如此，那位大学问家马克斯·韦伯在1919年向慕尼黑一批青年学子发表《以学术为业》的演讲时，对那种认为从事庸俗事务的商人不需要激情和灵感的偏见大加批判：“一个商人或大企业家，如果缺乏‘经商的想像力’——即想法或灵感——那么终其一生，也不过是那种只适合于做职员或技术官员的人。他绝不会是一个在组织上有真正创造力的人。”
由此，那些称赚钱简单的富有商人，基本是以给更多人提供商品和服务为手段而完成积累的人，也是甘于最世俗化的人；那些还在抱怨赚钱难的人，恐怕是还没有为更多人提供商品或服务的人，或者离世俗化还有不小的距离。当然，理想的状态是雅俗兼得，但这首先是一个世俗化的过程。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