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涤

  为什么说中国等亚洲市场会优于巴西等拉美市场？解释新兴经济长期发展的孰优孰劣，不容易，要说服他人就更不容易，这类判断永远见仁见智。西方学界流传一则掌故，当记者问周恩来（曾有留法的经历）怎样来判断法国大革命的功过时，周总理回答，还不到两百年，评价其历史影响还为时过早！因此，不如我把判断先亮出，中国优于巴西等国的理由，在于民众对“明天的价值”的不同认知和期待。哪个社会的民众对“明天”更重视，更愿意多付出，包括对“今天”做必要的忍让，其经济就可望有更长足的发展。

  “勤劳、勇敢”，是人类的普世价值，联合国近两百个成员，能说哪个不勤劳勇敢？但为了明天而付出今天的意愿和意志，人群之间却是大大不同。曾有餐馆打工经历的留美中国学生会有这种观察，华裔打工仔会积存辛苦钱，而西裔打工仔会去吃喝。常常是星期五支了薪水，下周一就来问领班调头寸：周末野餐喝啤酒把钱给喝光了。活得够潇洒，过好每一个今天，明天的事到明天再烦心吧。然而，一个民族，一个社会，过于重视当前而不思未来的做派，恐怕会成问题。对明天的态度在经济上的影响，不妨从实际生活的细微处观察，除了上述对当期收入的安排，华裔和西裔社区在对子女教育的投入和关切、守时的习惯两方面，有着极为明显的差异。

  上篇提到的案例，纽约资本在加州和佛州的房地产买卖，成败差异显著，一大原因是加州得到了主要为亚裔移民的耕耘且受着亚洲经济崛起的辐射，而佛州则受着西裔移民的影响，没能得到拉丁美洲的推力。

  勤俭、肯承担风险，积累以展望未来，还造成了国家之间的巨大差异。美国立国之初的发展水平，要低于南美的阿根廷，其时阿根廷在南北美洲不但最富裕，而且无论是天然资源还是要素配套，前景最被看好。但200多年来美国人更长于积累、投资，为展望明天而忍让今天的消费，长跑结果大不一样。阿根廷的经济增长（扣除通货膨胀的因素）的实际平均年率是1%至2%，而美国则为2.5-3.5%。别小看了这不起眼的1.5%之差，假如你的远祖1800年时分别在美国和阿根廷投了100美元的话，那你今年在阿根廷的遗产将是2280美元，在美国的高达49638美元，多出21倍。

  如果说物质幸福是人类的共同追求，那么一群人对生产、积累、财富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如何平衡“今天”和“明天”的快乐。人人都能体验到“今天”，对“明天”的态度则须靠信念。正是对财富积累的信念，而非工具理性的计较，造成了一个社会的繁盛或衰败。一个世纪前，社会-经济的理论（例如，M.韦伯）就在揭橥这层“硬道理”了。

  我们来谈谈判断证券投资回报时所通用的P/E值，即市盈率。这个比率的构成看起来再简单不过，可涵义并不那么明确，应用而不知其限度，会出毛病的。市盈率能成为投资指引，在于一个基础假设前提：即在其他的因素皆不变的情况下解析某一对因果关系。这个“分而解之”的手段，数学和科学上经常用之，然而在对社会学科的研究上却往往失效。

  同样的P/E值，可以由完全不同的P和E的组合得到：盈利锐减+股价崩塌和盈利高扬+股价攀升，能导致同样的P/E，比如说同为20，但两者的经济涵义全然不同。事实上，E和P常是交互作用，甚至互为因果的。

  而且在P/E的计算上，E的来源并不确定，指过去一年的，还是过去十年，或者今后一年？折算率（通货膨胀率）如何定？E的测算口径又如何？都困扰着P/E纵向上的可比性。有一点很清楚，P/E值只对评价处于稳态（或说均衡）的市场才比较管用。对处在扩展阶段的新兴市场，如何把成长率纳入P/E的计算，还难有定论。不过，高成长的市场有更高的P/E，是有其合理性的。

  至于用P/E对成长速度很不同的市场作横向上的比较，就更容易产生误导了。 P看来是市场交易的明确结果，其实它的构成同样模糊。人们所追求的，企业未来盈利流折算后的现值和股价波动的差价，哪个居多？而后一部分常常是人际博弈的结果。也就是说，股价的“成长”包括了投资人对其“明天”的态度。虽说准确测度它仍是门艺术，但变化方向大致可以断定，“明天的股价会更好”的信念，在适度的范围里有积极意义：能增加人们承担风险的意愿，能激发创新改革的热忱，扩大对未来的投入，包括对个人自己的技能的和对商业运作的资金投入。在“明天会更好”信念的鼓舞之下，众人捧柴，经济活动的深化和扩展自然带来更强健的赢利能力，P/E从而在更高的水平上得到平衡。

  说“适度”，是指通过本国经营活动产生充足的积累，形成丰裕生活和生产扩大投资的互动，而丰裕生活的关键部分是对下一代教育的投入。华人对子女教育培训的关切和投入，是其他社会很难比拟的。据此，我判断中国（劳动力为其主要要素贡献）比沙特（自然资源为其主要要素贡献）更富；也比巴西有更长足的发展，因为华人从“子女的明天”的投入中获得的快慰，要超过今天消费“米酒、足球、桑巴舞”的快乐。

  （作者系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长堤）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