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迅雷 ○主持 于勇

  这两年来，无论是政府的号召还是民间的呼声，都在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结构，这也是两会期间的热门话题。相比我国九五计划提出“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目前对“转型”的内涵更广、要求更高了，这也说明我国无论是经济规模还是驾驭经济的水平，都上了一个层次。但另一方面，我们还不得不面对结构性问题的日益严峻，如社会普遍关注的收入分配结构、城乡差距、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等问题。

  从发展经济学的理论看，收入差距扩大等结构性问题，是经济增长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随着经济的继续不断增长，收入差距将呈现一个倒U型走势，当人均GDP达到一定高度后，收入差距开始不再扩大而走平，然后再随着人均GDP的进一步提高而下降。原先认为这个收入差距不再扩大的平台是人均GDP2500-3500美元，但由于美元的贬值，世界银行的最新研究表明人均GDP可能要达到1万美元才会出现收入差距的缩小，而我国目前人均GDP才3600美元。可见，一方面，对于收入差距等结构性问题，我们不能一味地抱怨和指责，另外，还得有所作为，毕竟我国与西方国家相比，制度的优势是明显的。比如，我国无论在东南亚金融危机还是2008年的次贷危机中，都能独善其身，这肯定是体制的优势。

  但另一方面，体制中的劣势部分也不容忽视。如内蒙的GDP增速已经连续8年全国第一，但内蒙的投入产出比却很低，固定资产投资1元钱，对应的GDP大约是1.2元，如这1元钱投在广东，对应产生的GDP是4元。因此，投资还是需要与效益挂钩，而我们我国各级政府都是把GDP增长率作为施政的首要目标，于是各地都在大干快上，争当领先。而在民生方面，对政府考核的主要指标是城市登记人口失业率，却没有包含非城市户籍人口，于是本地农民及外来人口的就业问题、收入问题等都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各地政府对于像廉住房、经济适用房建设等只有增加财政支出而获得收益的项目，普遍存在投入不足问题；据估计，09年全国财政用于基本民生方面的支出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例比08年还略有下降。而在建机场、港口、高速公路等大投入方面，地方政府却往往愿意背负巨额债务来实施。据估计，10年以后，中国高速公路的总里程将达到16万公里，远超美国，高速公路供过于求将非常明显。

  尽管从历次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屡屡提及我们要向服务型政府转型，但如果各地考核政府部门政绩的首要指标仍然是GDP增长率，还是没有把用于民生的财政支出在整个财政支出中的比重用一个法定的增长率来约束，还是像中央政府一样在编制每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那么，我们各级地方政府实际上还是一个经营型政府，地方与地方之间的争夺经济资源、各搞各的产业发展战略的现象就难以消除。

  因此，要让调结构这一老大难问题真正获得进展，恐怕在经济体制上入手会比较有效。我国最近一次比较大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在1994年，如物价和汇率双轨制的并轨，财政分税制的实行，如今看来，这对于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和中央财政能力的加强，都立下了千秋功业。如今经济要步入良性循环，实际上又面临着制度的瓶颈。以税收制度为例，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是否能够缩小目前的贫富差距现象，似乎不大可能。中国个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只有7%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如2008年美国达到41%，英国达到33%，法国达到26%，说明现行的税收制度无法对高收入者进行有效征税，只有通过税收体制的改革，才是长远之计。同样，我国现有的金融体制、行政体制等也是多年未变了，是否需要改革，值得推敲。

  （作者系国泰君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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